四、译者主体性在实际翻译中的体现

　　(一)翻译选材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行为是基于体验之上的认知行为,语言认知以范畴化的形式来表现。语言认知不是一种超验的行为,而是在人们对于客观世界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体验性、受环境制约和交互性(李弘,王寅2005)。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的翻译选材不可避免地体现了译者的认知取向,这种取向包括译者的美学倾向和翻译目的,其美学倾向和翻译目的不是超验的,而是建立在译者对客观世界长期体验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心理表征,即社会团体所共有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等因素,以及译者概念化或图式化了的知识结构状态———包括语言使用时涉及的情景知识(具体场合)、语言上下文知识(工作记忆)、背景知识(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认知因素影响下,译者肯定会有意识地选择符合自己认知取向的翻译材料进行翻译。因此,译者的美学认知决定了翻译选材。傅雷在《翻译漫谈》中说:“选材就如交友,有些文章不适合我,那就没有必要翻译;而有些在第一眼看到时就仿佛我的老朋友。”傅雷所言说明了译者和原作者相同或相似的品味和兴趣在翻译选材方面的重要性。而傅雷自己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最喜欢巴尔扎克的作品。所以,一般而言,译者在文化氛围许可的情况下,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总是根据自己的行文风格、气质风度和美学倾向,尽可能地选择适合自己审美情趣的原作进行翻译。例如,郭沫若喜欢雪莱的浪漫抒情诗,徐志摩喜欢拜伦的诗,而梁实秋中意莎士比亚的作品并且终身都在乐此不疲地为中国读者译介沙翁的剧作。同时,译者都会在自己所选择的作品中寻找自己的形象。著名诗人兼剧作家田汉一生都在从事创作和翻译活动。

　　在所有的外国作家中,他最爱王尔德。他很难把自己和王尔德分开,他读完了所能找到的所有王尔德的书。有比较发现,田汉和王尔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聪明、有天赋,而且他们都有很崇高的理想,都有一种强烈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欲望;他们都属于浪漫主义诗人,对艺术有很广泛的认识;他们都对社会现实不满,因此都很沮丧、苦恼、饱受心灵折磨。因此,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交流,也是超越语言及文化、建立在译者美学思想基础上的情感和思想的碰撞。巴金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上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他将翻译提到与创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只翻译自己喜欢的、能在心灵上引起共鸣的作品,以实现“把别人的作品变成我的武器”的目的。他高度重视翻译工作的创造性,除了注意保持原作的情调、韵味外,还力图体现自己的风格,而后者正是广大读者深深喜爱巴金译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翻译策略

　　翻译不仅涉及到词与词、句与句等这些语言单位之间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还涉及到认知模式之间的转换。认知模式是语言单位转换的心理理据,也是基本的语言心理运作方式。认知模式,一般由源认知域和目的认知域组成,而两个认知域又分别由各自的认知价元(Valence)组成。由于认知模式的形成依赖于心理经验,不同语言的认知体系会因为各自民族不同的认知心理经验而有所差异。在实际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就是以两种语言的认知模式为依据的。例如:原文:Iwasratherliteraryincollege.译文: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literary”本为抽象的意义,如果根据英语语言内的认知经验来进行源域的附加,并不会出现“舞文弄墨”这样的存在于汉语使用者的经验范围之内的动作。所以这个附加句具有译入语使用者的认知特征。艾略特在《阿尔弗雷德普鲁费洛克的情歌》的开头写道:“Theeveningisspreadoutagainsttheskylikeapatientetherizeduponatable.”(正当天空铺展着黄昏,好似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黄昏”与“病人”两者看似毫无关系,但通过对语言的认知和理解,便会发现“黄昏”是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而“病人”则处于生与死的转折点。“病人”似如“黄昏”是比喻生与死的境界。作者通过超人的想象力塑造出的这种感性形象恰到好处地烘托了主题。译者凭借语言这一媒介,通过认知和体验以及对语言的理解,对自然作出了真实的写照,塑造了具有可感性的艺术形象,以反映客观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为读者营造了如见其人、如临其境的场景,使读者在欣赏译文时像赏析原作一样有一种感动和美的享受。这是翻译创造性作用的结果。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一方面发挥自己的能动性,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文化心理等进行翻译;另一方面,这些因素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必然制约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阐释与认知。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创造性叛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只能“创而有度”。总之,认知语言学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特别注重认知与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是认知对世界经验进行组织的结果(赵艳芳2001:3)。翻译实质上也是一种语际转换的活动,翻译活动也就自然包含了译者对源语的认知动因的形成和认知模式的转化。因此,认知语言学为研究翻译过程中的译者认知因素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参照。尤其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为研究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叛逆提供了新的理据。本文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期待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多的认知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促进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认知心理过程的研究,使译者主体性研究走上更加科学健康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