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次贷危机救助的有效性

　　如上文所述，面对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美国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实施危机救助，将美国经济拖离萧条和崩1松的经典案例。从总体上讲，美国对次贷危机的救助是有效的。一方面，从金融市场来看，美联储大规模资产购买降低了相应资产市场的收益率，同时定期拍卖便利（ TAF） 、定期证券贷款便利（ TSLF） 等非常规政策有效降低了市场利差并降低了市场利率的风险溢价，这些措施对舒缓金融市场压力和支持金融市场稳定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从实体经济来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助于避免企业支出和产出更大幅度的下滑，防止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险境，并刺激经济缓慢复苏。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美国次贷危机救助的有效性还可以通过对比分析进行说明。

　　（ 一） 与大萧条时期对比大萧条期间，1929 年 10 月开始，美国股市暴跌，美联储11 月连续降息，将贴现率由 6% 降至 4。 5% 。但这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化解危机的作用，受制于当时金本位制度的技术缺陷，各国大萧条期间的货币供应量不断下降，通货紧缩致使经济萧条越来越严重。直到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大萧条才逐步得以缓解。大萧条中，由于政府没有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能和实施大规模的货币扩张，导致银行挤兑风潮涌现，大量金融机构倒闭。美国经济史学家埃肯格林统计，1930 年1 月至1933 年3 月，美国倒闭银行达 9096 家，占所有银行机构的比重为 50%。在金融市场，股市遭到重创，经过 6 年熊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只恢复到 1929 年的一半。实体经济方面，大萧条中美国经济复苏缓慢，1929 年危机爆发后，美国历时四年，直到1934 年才缓慢恢复增长。次贷危机中，美国实施非常规的货币宽松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最后贷款人职能，避免了经济重蹈大萧条。2007年 12 月至 2009 年 5 月，美国倒闭银行仅 59 家，所占比重只有 0。 6%。2009 年，美国股市探底回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标准普尔 500 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全年涨幅巨大，并在随后几年创出新高。美国实体经济也率先恢复增长，非常规货币政策逐步退出。

　　（ 二） 与欧洲对比危机中美国较为及时地运用超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实施救助，并通过破产、并购等方式进行结构调整，降低杠杆，使经济快速出清后探底反弹。

　　与美国及时实施量化宽松应对危机不同，欧盟虽然深受次贷危机的波及和影响，却因政治构架的束缚，无法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危机救助。在财政各自为治的结构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法律上赋予欧洲央行崇高的独立地位，但也限制了欧洲央行在货币贬值、资产购买等方面的灵活性，加之欧洲尤其是德国对通胀有强烈排斥的传统，使得欧盟不能像美国一样通过货币宽松来拯救危机，最终不但不能使经济脱离困境，而且于 2009 年将经济拖入了主权债务危机。此后，欧洲陷入增长停滞、失业率高企、通缩加剧的境地。直到 2012 年 9 月，欧洲央行实施长期再融资操作（ LTRO） 和提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之后，欧洲债务危机才得以缓解。实际上，直接货币交易计划相当于欧洲央行承担了最后贷款人职能。为了应对持续的通缩预期和风险，欧洲央行不得不更大幅度地解除在货币政策实施方面的束缚，于2015 年初推出了类似于美国 QE 的债券购买计划，预计至2016 年 9 月将购买超过 1 万亿欧元的债券。欧洲的案例从侧面表明了美国式宽松货币政策在大规模经济危机情形下的必然性和有效性。

　　（ 三）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风险应该引起关注的是，美联储的救助措施虽然从整体上是有效的，但这些非常规政策蕴含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第一，超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引发通胀风险和央行操作风险。从货币理论来讲，大规模基础货币的投放，在货币乘数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引发通胀。在危机时期，金融市场遭到破坏，影响了通常的货币供给机制和货币乘数，因此短期内并没有出现通胀现象。但若随着经济的复苏和金融市场功能的恢复，若量化宽松不及时减磅和退出，则存在通胀的隐患。同时，美联储大规模购买国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为公共债务融资，不利于美国财政的稳固，并威胁其央行地位的独立性。第二，超常规救助政策会引发道德风险和金融稳定风险。大规模的量化宽松修复了私人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在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会引发金融机构与企业的冒险行为和道德风险。进一步地，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会刺激市场投资者承担过度的风险，从而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第三，超常规救助政策存在溢出效应和退出风险。美联储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迅速增加，大量的资金流向受危机冲击较小的新兴市场国家，引发新兴市场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损害了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在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并逐步加息的情形下，会导致新兴市场的资本外流和金融动荡。

五、对中国经济转型期货币政策的启示

　　对次贷危机进行事后回顾和分析，可以发现，美国房价泡沫的产生，最终演变成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幸而美联储创造性地实施了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才艰难将美国经济拖离险情。对于中国而言，在当前经济遭遇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的困境中，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过渡的新常态下，应该未雨绸缪，在货币政策运用中借鉴次贷危机的教训和经验，为宏观经济结构转型创造适宜的条件和环境。

　　（ 一） 在非常情况下要注重使用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在常规情况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利率和信贷以对经济波动实施逆周期的调控。但在宏观经济产生系统风险的情况下，金融中介失灵和金融市场摩擦会使得传统货币政策丧失常规情况下的传导功能，同时名义利率零下限的困境也会约束传统政策作用的发挥。所以，在传统货币政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非常情况下，应及时借鉴美联储在危机救助中使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以防形势进一步恶化。在我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内部经济的失衡和调整以及外部经济条件变动的冲击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给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应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作为政策储备中的重要待选工具，以之应对事前难以预料和控制的极端系统性风险。

　　（ 二） 要进一步优化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美联储在危机救助中对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拓展。传统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为利率渠道，美联储在次贷危机中实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概括为资产负债表传导机制和预期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拓展在美联储的危机救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转型期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积极的参考经验。一方面，当前国内债券市场规模尚小，不足以支持实施类似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因此我国应加快发展和壮大国内债券市场，为发挥货币政策的资产负债表传导机制创造条件。在转型期，我国可以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各类负债进行梳理，在一定条件下，将该类较为隐蔽的负债转化为政府债券，这既可以化解当前债务违约风险，又可以为市场化的货币政策操作创造空间。另一方面，在转型期，受国内外经济失衡的影响，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应注重与市场和民众加强沟通，稳定市场对利率和通胀的预期，避免无谓的市场震荡。

　　（ 三） 要不断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框架我国以往以外汇占款为基础货币主要投放渠道、以银行信贷和 M2 增速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在经济转型期已无法维持其有效性，我们应借鉴次贷危机的经验和教训，构建更加完善的货币政策框架，为经济的顺利转型提供支持。第一，将为经济转型创造稳定的金融环境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次贷危机前，许多市场国家几乎将控制通膨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目标。次贷危机的发生和美联储的非常规措施说明包括市场稳定在内的多目标机制具有必要性和有效性，这对我国转型时期来说尤为重要。第二，在转型期应综合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利率市场化及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但美联储的非常规政策说明，利率工具在非常时期具有局限性，而数量工具此时则更为直接和有效。因此，在当前我国利率传导机制还存在较大障碍的条件下，经济转型期不应过分强调价格型工具，而应将价格型工具和数量型工具相结合使用。第三，借鉴次贷危机的教训，在经济转型期应建立更为系统的货币政策监测指标体系，对各类流动性指标、资产价格指标、以及金融中介杠杆率指标等多领域指标进行综合监测。

　　（ 四） 要更加注重对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波动的应对从次贷危机造成的严重衰退来看，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大幅波动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会导致长期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1920 年代的美国大萧条、1990 年代的日本衰退也是典型案例。此外，资产价格泡沫分为信用驱动型泡沫（ 如房地产泡沫） 与非理性繁荣泡沫（ 如股市泡沫） ，其中信用驱动型泡沫由于波及面广、涉及资产规模巨大，破灭时造成的危害要远甚于非理性繁荣泡沫。在我国当前经济转型期，房地产业已经积累了较为严重的风险，货币政策对此应高度关注。虽然从事前对资产价格趋势进行前瞻性预测并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和化解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对货币政策操作来讲十分困难，但从美国次贷危机来看在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后再采取处置和救助措施的成本过于高昂，因此事前对资产价格的超常波动作出反应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 五） 认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局限性次贷危机中，借鉴大萧条时期的教训，美国推出史无前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我们既要肯定其对于危机救助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也要认识到其中存在的局限性，以助于在极端情形下发挥该项政策的最大功效。第一，非常规货币政策制造出宽松的流动性，巨量流动性和超低利率会刺激市场主体的冒险行为，对市场稳定产生不利影响，致使政策效果打折，此时需要配套实施其他结构性和市场化的措施。第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使用要考虑其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冲击，如果使用不当会引发国内的通胀和对其他国家的负溢出效应。第三，一旦推出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要动态评估政策操作的效果与伴随的风险，提前制定退出方案，并做好市场预期管理，避免不必要的市场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