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我国古代已有之，在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样的。

法制黑板报版面

法治与法制

　　法治与法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实行法治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区别在于：法制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治则相对于人治；法制内涵是指法律及相关制度，法治内涵则相对于人治的治国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制一词，中外古今用法不一，涵义也不尽相同，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①泛指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法律既包括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出现的成文法，如宪法、法律和各种法规,也包括经国家机关认可的不成文法,如习惯法和判例法等。制度指依法建立起来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各种制度。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也属于这一类。②特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方式。这种意义上的法制与民主政治联系密切，即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证,只有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依法办事，以确立一种正常的法律秩序的国家，才是真正的法制国家。

　　中国古书上所说的“命有司，修法制"《礼记·月令篇》,其中的“法制”是指设范立制,使人们有所遵循的意思。古代法家著作中,也有“法制”一词。《管子·法禁》上写道：“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商君书·君臣》上写道：“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韩非也有“明法制，去私恩”的说法。所有这些，虽然都把“法制”与依法治理联系在一起，但还不是与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法制。中国古时的“法制”，说到底只是一种“王制”。同民主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种意义上的法制，与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法治”的内涵是一致的。如英国哲学家J.洛克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政府论两篇》）。美国政论家T.潘恩（1737～1809）也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常识》）。其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这种主张对于反对封建专制特权，确立和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起了很大作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律至上的色彩，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可能真正实行法制。为了追逐超额利润，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它们总是把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结合起来进行统治的（见资本主义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