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华民族渴求母性庇佑的心理

　　西天极乐世界中的如来佛祖与观音菩萨，作为取经事业的发起者与实施者，一个为至高至善的代表，一个为救苦救难的菩萨。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观音菩萨这个人物形象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完全脱离了正统的宗教教义，而是采取民间传说与宗教艺术相结合的手段，不自觉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母性崇拜意识融入其中，重点刻画了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形象，渗透了世世代代炎黄子孙对母性的渴求与依恋的文化观念。

　　观音菩萨不但外表异常美丽，更兼具救苦救难、慈悲心善、和蔼可亲的特质，浑身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其主动请缨，担当寻找取经人，负责领导取经任务完成的重任，充分表现了其大仁大爱的母性光辉。佛祖传经的目的，是为了劝人为善、“养气潜灵”、“不贪不杀”（第八回），对于这一善举，心怀众生的观音菩萨自然是不辞劳苦、不畏艰辛的。她一手组建起的取经队伍成员，并不都是品性仁善、意志坚强、品行端正、能力超群的君子之辈，相反竟都是有罪之人：唐僧是前世不听佛讲而被贬下凡间的金禅子转世；孙悟空曾大闹天宫，被压于五行山下；猪八戒曾醉酒调戏嫦娥，被贬下凡，投身猪胎；沙僧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玻璃盏；小白龙则纵火烧了龙王殿上的夜明珠。菩萨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罪过而弃之不用，反而不断发掘其身上的优点，使他们优化组合，赋予其重任，并在西游路上设计了九九八十一难，让他们锻炼心智，坚强意志，最后一步步地归于正道，甚至菩萨还鞍前马后的亲自上阵考验他们的决心与毅力（第四十二回“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真可谓用心良苦，而最后终于使一个肉身凡胎的唐僧和四个妖怪徒弟修成了正果。当然“这仅仅是就取经故事本身来说，推而广之，从整个人生的意义上讲，象征着母性的观音菩萨在一步步地引导着人们走上正大光明之路，取经的绝不仅仅是唐僧师徒，而是整个华夏民族。”

三、追求自由平等的观念

　　另外，从观音菩萨与孙悟空的关系来看，体现了作者追求朦胧的自由平等观念的文化精神，这与当时流行的“心学”密切相关。明代文人受心学的影响非常大，如王艮、李贽、何心隐等人都具有离经叛道的思想，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这些文人普遍洋溢着一种叛逆的勇气和张扬个性的精神。心学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促使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变革，开始用批判的精神去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为明代掀起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创造了一种气氛，启发了一条新的思路，提供了一种理论武器。”吴承恩创造的孙悟空就是这样一个追求自由平等、叛逆张狂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英雄形象。《西游记》前七回基本上就是孙悟空个人的英雄传记，他本是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孕育而成的天产石猴，一出世就显现了不寻常的勇敢，带领群猴发现了水帘洞，在这古洞神州、仙山福地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的自由自在的日子。然而它并不满足，想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奇寿，于是飘洋过海，寻师访道，终于学成归来，先闯龙宫，求取定海神针铁——如意金箍棒，后闹地府，把猴属一类的名字皆从生死簿上钩去了，被四海龙王与十代阎王告上天庭。受召安后，先被封作避马瘟，因嫌官小，打出南天门，后封作徒具空衔的齐天大圣，大闹蟠桃盛会，被二郎神捉住后，经“刀砍斧剁，枪刺剑咵，莫想伤及其身”（第七回），最后被老君放在八卦炉里煅烧了七七四十九日，不但没将其烧死，反而使之炼成了火眼金睛，又一次大乱天宫，玉帝无法，只好派人去请如来佛祖，最后终于将其压在了五行山下。孙悟空的自尊意识极强，其大闹天宫的直接原因就是玉帝藐视他，完全轻视他的手段和能力，不能真正地唯才是用，只知一味地欺骗和打击，这对于追求自由平等的孙悟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因此，他向如来叫嚷道：“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第七回），虽然行为叛逆至极，但也无非是希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求个性自由，可还是被如来佛祖一掌压在了五行山下。当观音菩萨受命于佛祖前往东土寻找取经人时，路过五行山下，不禁为这个“十万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第八回）的英雄惋惜不已，当悟空稍流露出悔改之意时，菩萨立即满心欢喜，为其指引了一条再修正果的明路，而且，在西行取经的路上，观音又一再地考验、锻炼、帮助悟空修成正果。可见与玉帝相比，观音菩萨尊重人才，唯才是举，知人善任，尊重人对于平等自由的要求，可以充分引导、发挥人才的最大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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