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按理说新刺史莅任，无论如何也要点点火的，给百姓办点实事，治理一下所辖地区。但这个“善饮”的刺史却不理政事，首先关心的是寻找喝酒的对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与他对饮，就是朋友，吃吃喝喝，不分彼此。可见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到了何种程度。就因为狂生成了他的酒肉朋友，公私不分，不仅允许狂生为打官司的人说情，而且还容忍狂生从中受贿，这是一个多么荒唐、多么昏庸，把官职当儿戏的州官。不料时间一长，他对狂生厌烦了，不去依法教育他、处罚他，而是随意羞辱他。受到反抗以后，他恼羞成怒，滥施淫威，先是以灭门之罪相威胁，接着又把他抓了起来。我们看这样的堂堂刺史，待人处事，哪里还有一点是非标准？哪里有什么王法?“宁不闻灭门令尹”？这句话出自他的口，并且是用于一个无权无势的穷书生身上，足见他的无能又无耻，足见封建官僚的专横和残暴。

　　我们由狂生与刺史的这种由亲到疏，由热到冷的关系变化，看出了两个人的性格变化。刺史始而对狂生“饮而悦之”、“微笑”，进而“怒”、“羞怒”，直至“灭门”，写出他“一调脸就变”的性格特点。而狂生则是由“狂”到“畏”。他无门可灭时是“狂不可及”，有了家室就不敢再狂了。可见他的狂与不狂，是与利害联系着的。纵观狂生的言行，作者并不是对他一味的赞扬，而是有褒有贬，有爱有恨，很有分寸地写出了一个旧时代典型知识分子形象。他蔑视权贵，却又满足酒欲，和刺史成为酒肉朋友；他生活穷厄，却不想营生；他因可以“受薄贿”而依附刺史，却又因刺史的侮辱、嘲笑而大闹公堂；他狂而不妄，他有自发的反抗精神而又局限于一时的利弊。可以说这是一个具有变态心理，扭曲了性格的畸形儿。他有着封建社会里读书人的共性，他和其它读书人一样恪守“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条；他与其他读书人一样，深受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毒害，想的是读书做官，厌恶劳动；爬不上去，便只知狂饮，不能谋划生活，弄得“家无儋石”。这一点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的好吃懒做，不会营生，免不了做些偷窃的事，颇有些相似；跟《儒林外史》中的腐儒范进、周进中举前的形象也有相似之处。这是就共性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