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有一段“异史氏曰”。《聊斋志异》中大多数篇目的前后都有一篇“异史氏曰”，它犹如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是作者直接发表议论的部分。这里的“异史氏曰”是蒲松龄针对狂生的故事而发的议论，原文是这样的：

　　“士君子奉法守礼，不敢劫人于市，南面者奈我何哉！然仇之犹得而加者，徒以有门在耳，吏至无门可灭，则怒者更无以加之矣，噫嘻！此所谓‘贫贱骄人’者耶，独是君子虽贫，不轻于人，乃以口腹之累，喋喋公堂，品斯下矣。虽然，其狂不可及。”这段话的意思是，读书人中的君子，尊礼守法，不敢在世上干非法之事，当官的拿他有什么办法呢？但是仇视他的还能给他加个灭门之罪，是因为他有个“门”；到了无门可灭的时候就无法给他加罪。哎！这就是俗话说的“贫贱骄人”哪！但君子虽然贫寒却不肯轻易向人索取。而狂生竟然为了吃吃喝喝，在公堂上喋喋不休，品格是低下的。不过他的狂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段“异史氏曰”揭示了作品的主题，表现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并且借“贫贱骄人”的事实，揭露、抨击了封建制度和封建官僚迫害知识分子的专横和残暴；同时对知识分子，身上残存的疾病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矛盾在《试谈短篇小说》中曾说：“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的。”《狂生》这篇小说就完全具备了这些特点：它篇幅短小，而容量深厚；人物不多，而性格鲜明；情节简单，而离奇多变；语言精练，而含蓄丰富，收到了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小说集中写了两个人物，济宁狂生和新上任的刺史。两个人地位不同，贫富悬殊，狂生穷得家无斗米，房无片瓦，夫妻俩在城墙上居住；而刺史是高贵的州官。这一高一低，一贵一贱，本来是毫无瓜葛的。只因为狂生“善饮”，而刺史是“善饮无对”，他爱喝酒又无对手，因此狂生就成了“招饮”的对象。我们看，这是用“酒”将两个素不相识而地位悬殊的人连在一起。小说就以酒为契机，展开对两个人物的性格描写。作者在刻画这两个人物形象时，写狂生突出他的“狂不可及”。写刺史突出他的荒唐酷虐。对狂生的“狂”，作者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的。首先写他的“善饮”，他“家无帽石，而得钱既沽，殊不以穷厄为意。”儋，是古代家中一种盛粮食的小瓮。石，是称粮的一种计量单位，也指粮食。“家无儋石”是说狂生穷得连一瓮粮食也没有。可是只要手里有一点钱他就买酒喝，不把穷放在心上。“得钱辄沽”，饮酒无度，这是旧社会知识分子狂放无羁性格的一个典型特征。在那个时代他们有的是怀才不遇；有的是仕途坎坷，有的是嫉恨社会的黑暗又无能为力，于是便把满腔愤懑寄之于酒，借酒浇愁。蒲松龄这里没有交代狂生为什么“得钱辄沽”，但从“家无儋石”，其“妻在城堞上住”，足以说明他的穷愁潦倒，他的“善饮”是不得以的生活境况逼出来的。“殊不知以穷厄意”，是借酒来麻醉自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