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放学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拾谷穗，田里的谷穗总有拾光的时候，便会寻找田埂上的老鼠窝，真希望老鼠能口下留情，给我些吃剩的谷子。却但有人不满足于捡谷穗的微小收获，便铤而走险了，据说那是月黑风高的夜晚，队长拿着鸟铳去巡田。虽然这工作生产队没有给他记工分，但他感到保护村里每一粒粮食义不容辞。他走了大半夜，突然听到有动响，便知道是野猪晚上出来，这些野猪光吃稻谷不算，还咬禾头，毁坏庄稼，当时全国除“四害”，野猪虽然没被毛主席点名，但为害也是不浅的。队长匍匐前进，靠近了，才扣动板机，啪地打出一团火光。第二天一看，却是一个人－－这人饿得顶不住了才摸黑到田里，用口削了谷壳，一粒一粒地吃－－而他倒下去后，还爬了一条血路，手里始终抓着一把不肯放弃但又无力吃完的谷子。

　　村里的一些土地，都让红旗农场征用，种上了橡胶树。只要听到橡胶林里有人说话，我们就知道割胶的工人来了，因为他们吃的是“国家粮”，每月有三十斤大米，可以吃到米饭，说话的声音有底气，又沉又重又厚，不像我们农村人声音又尖又高又薄，一听就知道整天喝粥的。大人们的教育又挺用又朴实的，说：“要想做胶场佬，就要勤恳读书。”好长的一段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做胶场佬就是最崇高的理想，因为那是有饭吃的代名词。

　　曾经，我与伙伴坐在双狮墟头上看小食店里的人吃饭。小食店里有个叫阿关的，身材高大，浑身是肉，我亲眼看着他把两个面包吃到嘴里去，我们的嘴里便流下了口水，到头来似乎终于明白了一点点，就是阿关之所以长得又白又嫩，是因为有面包吃的缘故，那些皮肤的颜色和面包的颜色是大同小异的，她的肉也是吃面包长出来的“面包肉”，又多又厚，挺让人羡慕的，在这些时候，长得这么胖的人，确实是少见的。但我始终不明白，也难估计了：要吃多少东西才长得出那么多肉呀，那么多脂肪呀——脂肪已经是人身上的奢侈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