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死亡5

　　朱湘的长篇叙事诗《王娇》是新诗坛的杰作，抒写一位美丽善良的少女王娇碰上负心汉周少爷，酿成一场爱情悲剧，直至走上自杀之路。

　　艺术家的心灵与他的艺术是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从诗人倾情于少女自杀的悲剧，与他后来歌吟死亡的绝唱《葬我》有着诗人创作心理上的某种深切幽微的联系。在这两诗的产生之间，诗人已经历由“生的喜悦”到“生的苦恼”到“生的解脱”的人生历程，他对诗神的追恋一直是与对人生、生命、死亡等主题的探索思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他在追恋诗神时，他也在作超越死神的努力；而当他一旦超越了死亡的`威胁与纠缠时，他的诗歌艺术也就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诗人后期的诗作里，较多地写到了鬼灵、坟墓、乌鸦、死城等这类与死亡直接相关的意象。当然，这可以说是现实的映象，这个映象是一座人间地狱，那么，有没有一个比这更美好的所在？于是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上下求索。70余首“十四行”诗里，表达了诗人不堪俗世混浊、渴望美好境遇的情怀。这些诗和他后期的一些小诗，集中表达了一个主题，即对“死亡”的探索与歌吟。这里面，深刻地刻划着一条由饱尝痛苦到摆脱痛苦，到痛快地走向死亡的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1930年，诗人留美归来，空怀壮志，报国无门，屡受打击和摧残，终于在1933年12月15日投江自杀。在现代诗人中抒写“死亡”这一主题的诗不少，但把“死亡”写得那样透彻超逸而优美，并以生命相殉，将生命与诗艺契合得那么完美，在现代诗人里并无几人能与朱湘相比。他处在力图咬破苦闷之网而探求自然与生命和谐的精神境地，他的投江，是诗人的必然归宿。在浊世中，诗人不甘随波逐流，不甘麻醉沉沦，不甘变节偷生，因此，诗人选择自杀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是极富悲剧精神和审美意义的选择。在中国历史上的诗人里，屈原是自杀的第一人，他那“宁赴清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日，而蒙世俗之尘埃乎？”的精神闪烁千古。象屈原这样的富于悲剧精神的诗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极少见的。中国历代诗人死于战场死于谏者多，但自杀者确实是微乎其微。中国文化是一种可以使人左右逢源的文化，“达则兼济天下”而“穷则独善其身”，天下有贤明之君则出来辅佐建功立业，天下无道则隐居起来或吃素念经阿弥陀佛或徜徉山水或纵情酒色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那种形而上地冷峻思考面对死亡者，寥寥无几。王国维的自杀，可以说是屈原精神的延续。而朱湘的自杀也是极富悲剧精神的。自杀是人的自由和权力，当一个人在生存中连自由也被剥夺的时候，自杀便是实现个人自由的手段。

　　朱湘悟性极高，他在诗中说：“洋！唯你认识天国之璀璨/风雷水火的变化与循环/地之运周，生命有何归宿/我愿在乌云遮幕起太空/人世间只听到鼾呼时候，伴你无眠，潜行峭壁危崖/听你广长舌的嘲音自语！”这是脱去人世忧患、痛苦与恐惧的精神追求者与大自然的心灵交流与生命的契合。这是诗人对于永恒境界的追求。他已领悟到在悠悠宇宙、时空、生命面前，自己的痛苦忧伤未免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宇宙苍茫，“生生不息之谓易”，生命之流奔涌向前而瞬息不停。生命的价值不在乎寿命的长短，有价值的个体生命的精神之光，将烛照后世，汇成一股精神理性之流。于是，什么时候死亡对诗人来说都变得无所谓，死神在他的眼中如此美丽，引得朱湘深情地咏唱，并且以他的死完成了心中的美丽。

诗歌:死亡6

　　徐志摩与张幼仪的婚姻没有坚实的爱情作基础。留英期间，徐志摩疯狂地爱上了淑女林徽因，他在一封给林的长长情书中倾诉道：“……抛开所有的犹豫和彷徨，走进那已经为你打开的门，管它里面迎候你的是天堂还是地狱。是地狱又怎么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况且，纵然是地狱，只要有彼雅特莉齐的提携引导，还愁不升上净界和天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基督教文化对徐志摩的影响。

　　徐志摩的人生理想是爱、自由和美。为了爱，为了美，为了自由，他可以不顾一切，甚至献出生命，去撞地狱之门。

　　在徐志摩，如果是为了获取生命存在的自由和生命的本义，生命终极就不是阴森恐怖，而是披着绚丽光华；就不是退缩与消逝，而是进取与升华的象征。“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倒着一口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与其容忍真情贫缺、怯懦苟且的生活，倒不若出离了这狭窄的人间世，只要有夸父逐日的坚执，就必然能走向“恋爱、欢欣、自由”的“理想天庭”，这样的死是美丽的。

　　在徐志摩的诗歌中，还出现了行多飞物意象：生命终极出脱、化解为美丽的飞物意象。徐志摩认为，为自由而死，是非常美丽的。而后来徐志摩是飞着驾临西土，实现了他追求自由的梦想。

　　歌颂美丽死亡在徐志摩诗中频频出现，可以说，诗人受波德莱尔的影响是很大的。徐志摩曾盛赞泛称波德莱尔，并且亲自动手译介波氏的《死尸》一诗，还直接将“以死亡美丽、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思想引入诗歌创作实践，不断涉入死亡，污秽、恐怖等传统诗学的禁地，大胆探索生命终极，直面死亡，表现了生命的真诚超越和人格的自由追求。徐志摩还受过拜伦、雪莱、济慈、华兹华斯、泰戈尔等异域诗人的影响。下面让我们看看华兹华斯、济慈等诗人是怎样对待死亡的。华兹华斯写过一首十四行诗，追忆他的4岁时夭折的小女儿凯瑟琳。诗以骤然而起的喜悦开始：“一阵惊喜，有如躁动的疾风/我急忙趋身，去把喜悦分享。”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评判，诗人这首诗的“惊喜”肯定不符合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为什么“我”会“惊喜”呢？是因为诗人和寂寞地睡在坟冢里的小女儿分享了死亡后寂静的愉悦！济慈在《夜莺颂》里也表达了自己对“静谧的死亡”的喜爱。这些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徐志摩。

　　丰华瞻曾经指出：“基督教对西洋人影响很大。基督认为死后有天堂，人入天堂，可以不朽。这使西方人得到一种安慰。……我们发现，旧时一般的西洋诗虽然对死亡有所哀伤，但有一种安慰和宁静，甚至希望，因为他们相信死者在天国将有永久的生命。诗中常称死去为看到了‘天国的光辉’，看到‘黎明’等。”我认为，西方人在上帝死了之前的那漫长的岁月里宗教意识是较强的，西方十九世纪诸多浪漫主义诗人在他们的诗作中频频出现了对死亡的歌颂，对死神的欢迎。徐志摩深受浪漫主义诗人的影响，因此，徐志摩诗歌中对美丽死亡的描写，除波氏的影响外，还有济慈等人影响的痕迹。

　　徐志摩诗歌中频频出现的美丽生命终极意象，已经偏离中国传统审美的轨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虽然有儒、道、释三教存在的事实，但是中国是个宗教意识较为淡薄的国度，儒家思想的影响十分巨大。而儒家先师孔子面对子路的“敢问死”，只轻描淡写地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引导人们要关注今生今世，执着今生今世，大谈特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当然，中国人中也有一部分信仰佛教、道教或基督教，但那所占的人数比例不大，大多数人在生与死的看法上追随孔子。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不信死后有归宿，不信“来世”，因此，哀叹人生无常、青春短暂、慨叹光阴易逝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随处可见，而谈死亡的美丽、对死亡的艳羡，几乎很难找到。所以说，徐志摩在诗歌中频频出现的美丽生命终极意象，已经偏离了中国传统审美的轨迹。

　　徐志摩诗歌中的死亡意识，还表现在诗人对制造死亡的非正义战争的抨击，对无辜死难者的同情、对死亡的恐惧等。尽管这方面的诗作寥寥无几，但也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徐志摩诗歌中的死亡意识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从《大帅》和《人变兽》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