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的优美散文

时间:2021-08-31

  十五年前,母亲去世了,去年岁末,父亲也去世了。他们二老生不能同日,但却都是在公历的12月1日离开这个人间的。

我的父亲母亲的优美散文

  母亲去世后,我几次提笔想写些文字纪念母亲,但心里总有些不忍。我不相信母亲离开了我们,我怕提起她死去的字眼。每当我提起笔写到“母亲”二字,我就想哭,想为母亲而哭。几次开了头,几次又放下了笔。

  母亲和天下绝大多数的母亲一样,生儿育女,养家糊口,慈爱,善良,忍让,勤劳。她本是个“地主”家的千金,幼时丧父,初师毕业后嫁给了我的父亲——她的远房表哥。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巨变后,她到大别山中当了小学教师,那时她28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而这时我的父亲则去了百里外的一个小城,当时在专署所在地的潢川做了税务局的干事。

  在那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母亲为什么选择走上“革命”道路,而母亲的妹妹——我的小姨则成了农民,这一切皆因了我的父亲。我的外祖母后来告诉我,父亲家也是“革命”的对象(父亲的高祖曾是清代咸同时期江苏、浙江的布政使),家里的所有祖传财产交出去后,父亲远走高飞。母亲虽然学历并不高,但可能为了生计为了孩子,或者受“革命”形势鼓舞,也去县政府报名当了教师。母亲第一次参加工作是到伏山乡,三十年后退休也还是在这个山沟里。当时尚有残匪,母亲拎着上级发的手榴弹进了重重叠叠的大山。之后的三十年里,她从一个山沟的小学校调到另一个山沟中的小学校。郑河、吕祠堂、牌坊、韩冲、扬桥、余子店、里罗城、燕塆、王楼……母亲的青春、理想、还有那短暂的生命,就这样在一个个地名的更换中,一点一滴,随着时光抛洒在那一道道被流水冲刷出的山沟里。三十年后,她顶着花白的头发,佝偻着伤痛的腰,带着几个磨损得不成样子的笔记本才回到父亲的身边。

  母亲一生到底教了多少学生,恐怕她自己生前也不知道,她也没有打算记住这些事儿。她教了一群孩子,然后一纸调令,她又要到另一个更偏僻的大山里去了,结果转来转去,若干年后她又回到了当初教书的小学校。那些在她面前启蒙的孩子们长大了,做了父亲,父亲们又牵着自己稚嫩的孩子,口口声声喊着“陈老师”,又把孩子送到母亲的身边。不光是山里的孩子,包括我们兄妹三人,母亲都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不仅是慈爱的,也是严厉的,大约是一年级的时候,我到外边玩忘了上课时间,母亲罚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在教室外站了一堂课的时间。

  山村小学校里老师少,学生也少。在偏僻的村小里,往往是几个班在一个教室里上课。这时,母亲往往是先教一个年级的课,布置作业后再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她不仅教语文,但凡是需要开的课都是她一个人上。语文、算术、音乐、美术、体育,母亲成了全能人才。山里的孩子穷,特别是女孩子,家里往往让她们早早地辍学。这时母亲就一次又一次地登门做家访。有一个女孩,因为母亲的劝说,她复学又回到了学堂,后来师范毕业当了中学教师。她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谈及“陈老师”苦口婆心地劝说她母亲再送她上学的情景。山里的孩子住得分散,学生们放学时,老师都要负责送孩子一程,特别是下雨天,山洪暴发后,老师要背年纪最小的孩子过山涧。母亲虽然个子并不高,这时就显出了她的勇敢。孩子趴在她单薄的肩膀上,闭着眼睛,听着洪水的怒吼声,缓慢的渡过混浊的不断上涨的河水。

  “文化大革命”中,母亲正在一个小镇上教书,这时,我在这所学校已经读到了六年级。学校的墙上贴着母亲的十大罪状,造反派们要母亲回答红卫兵的提问,母亲不知所措。这时,我发挥了写作的能力,帮助母亲诚恳地写检查。从家庭根源写到思想认识不足。母亲的检查足足写了两张纸,贴在学校醒目的土墙上,只到有一天风雨发挥作用才洗刷掉母亲的惶恐。

  我是母亲在一个叫吕氏祠的小学校里生下的。我长大后,母亲曾领我来到这个有着巨大廊柱的祠堂里,指着一间并不宽敞的房子告诉我,她是在学生放学后的一个黄昏里,生下了我。按时间推算,母亲当时只有32岁。小时的事情我肯定不记得了,印象中母亲带着我的哥哥、姐姐还有后来来到我家的外祖母,像追逐花期的蜂农,在一个学期结束后,从一个学校搬到几里或者十几里的另一个学校。学校往往没有职工宿舍,我们就租住在邻居的家里。在我的幼小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出现父亲。我也一直没有问父亲的下落。仿佛一直到了小学四、五年级,父亲才又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父亲重新走进我们家庭的第一幕是很尴尬的。当时我家还租住一个张姓人家的房子里,已经读初中的哥哥将父亲与母亲的被子扔到院子里,叫嚷着要父亲滚出去。少年的哥哥大约受了别人的挑唆,或者他对父亲多年来对家庭的不管不问十分生气,所以才做出让母亲十分难堪的举动。

  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虽然降了工资,但没有丢掉公职。据说,划为右派前,他正与母亲闹离婚,打算再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但这场运动让他的一切都泡了汤。大约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回家,更没有尽一个丈夫与父亲的责任。于是,养家糊口,包括教育几个孩子的事情,就都落在母亲的肩上。

  母亲的工资只有二十几元,要养活三个孩子和外祖母,还要接济乡下的妹妹一家,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捉襟见肘。家里往往是寅吃卯粮,到了月底还没有发工资的那几天,母亲只好找学校先借几块钱。那时没有储蓄之说,学校里老师们有个互助会,工资到手时每个人拿出五块钱,让最急用的一个人先使用。等到我们兄妹三人上学时,大家就让母亲享受这份特权。

  就这样,母亲的工资最多只能保证全家的口粮可以买回来,至于添置衣物,则是十分奢侈的事情。我的衣服往往是哥哥下放的,外祖母改了又改,补了又补。冬天了,母亲没有棉衣,只好将破布塞到内衣中。家里除了支竹床的四张凳子,就是一个破木箱子。搬家时,用绳子扎的竹床卷成一捆朝肩上一扛,就到了另一个山村。至于家里烧的柴火,都是母亲带着我们上山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