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了你！你真的很不容易。尽管我们年龄相仿，也曾在乡下带过十几年，但论生活条件我比你好了几十倍。你一个人苦苦支撑着，而且一呆就是二三十年。这样的人，这样的教师在现实社会不多，可以说几乎没有。真不知道是什么精神支撑着你。”我不无感慨的说道。

　　杜坤林告诉我，在现实社会里有许多事情也是身不由己。比如，去年学校里还有4个学生的，今年就只剩下王诗龄和王超两个学生了。他俩都是有特殊情况的。像王诗龄还在这里上学是因为家里太穷了，在镇里上学虽说可以享受“两免一补”，但来回的车费都没有人给免，车费一周来回就得100元钱，一个月就得400元钱。他和爷爷一块生活，家里负担不了。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孩子失去学习的权力吧。再苦再苦我也得坚守下去。如果政府真的会征用这里的田园山岗，我就会坚持到这个村全部迁出为止。

　　“只有两个学生，你也会按照正常进度来教学，比如布置作业、考试等等？”我问道。

　　“对的，作业该批改就批改。期末考试到山下的小学参加，也是让他和其他同学比较比较，看看自己在全乡的名次。”杜老师回答说。

　　“两个同学，万一一个没有来他会不会觉得很孤单？”我好奇地问。

　　“当两个同学在一起时他们就结伴而行，相邻而坐，万一一个因为生病等原因没有来上学，他俩中的一个就自己一个人上下课，自己一个人踢足球，偶尔会到校外溜达溜达，我有时候看他枯燥了，就带他去山上听鸟叫散散心。但他年级小，爱玩，经常给他讲道理，但听不到心里去。”杜老师有些遗憾地说着。

　　我了解到杜坤林的父亲也是个教师，曾经是他所在学校的校长，以前还被评为过“全国优秀教师”，杜老师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后来只去读了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正好当时村里的学校缺老师，村支书和我父亲商量后就让他从外面进来教学了。刚进学校有八九十个个学生，1986年、1987年的时候达到一百多个学生，1999年开始就有他担任学校负责人，那时也只有60多个学生了。

　　“学生数量在逐年地减少，多数原因是因为辍学还是转学？”我问道。

　　“很少转学的。主要原因还是村里太穷，年轻人到了婚龄后，都到外面生活，没人愿意留在村里。人口少了，学生自然就少，现在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已经没有年轻人了。”杜老师说。

　　与我同行的薛志兰告诉我说：“早在2000年，这个村里的人能顾上温饱后，年轻的，慢慢，慢慢地不愿意在村里呆了。而且多数都远走高飞，去寻找他们的理想的地方，圆自己的梦去了。比如我姑姑的三个儿女全部都去了广东，而且都是牵儿带女居家‘出走’。姑姑好些年前就过世了，如今只剩下我的姑父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村里，要不是杜老师的热心肠，给予姑父悉心照顾，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

　　原来，杜老师目前不光是两个孩子的老师，还是村里孤独老人的“义子”。在黄地湖，大坝头这三天时间里，我从中了解到杜老师很多的令人感慨，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他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但这里周边好几个自然村的群众都很佩服这位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做事的老师！他不但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富有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像薛志兰姑父这样的老人在村里有好几个，无论离学校近的还是离学校远的，只要他有空闲都会隔三岔五地看望一下。杜老师觉得他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责任和义务，即使自己不是党员，出于一种善心我也应该这么做的。

　　我问杜老师：“你说你曾经劝王诗龄到山的外面去上学，他自己怎么想呢？”

　　“他当然想去外边的学校上学了，起码学习气氛好，小伙伴也多，但是他爷爷不让他去，家里困难，去不起。因为我教过初中，诗龄他爷爷打算让我教他到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再让他去打工。我对他爷爷说，你这想法不现实，我就能教到六年级，初中课程那么多，一个人没法教。从现在起，还有两年他就要小学毕业了，以后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杜老师说。

　　当教师没钱给儿子盖新房

　　杜老师告诉我，1996年这里一共有5名老师，到1997年的时候就剩3名了，而且两个是代课教师，那里面还有两个是我的学生。现在老师们都到山外找其他工作了，趁年轻找点别的工作，比在这里干教师强。

　　当我问到那你杜老师为什么没换工作时，他非常爽快地告诉我：“其实我也考虑过换工作，但是一辈子都在干教育，离开了教育也没有其他特长。周围人总说，你这么认真勤奋工作，为教育做出贡献，应该会有回报的。但现在我也不求能转正了，我的想法是干到60岁，干不动了，国家能给点养老金我也就无怨无悔了。”。

　　当我问到你杜老师在这里工作，每个月能拿到工资有多少时？他说：“在三年前，我的工资只有1000元钱出头，从去年冬开始涨到了接近2000元。我是一边教书一边干些农活。干教育这么多年，最让我痛苦的是，儿子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却因为我穷，拿不出钱，耽误他找对象。我也没钱给他盖新房，他只能去女方家当上门女婿。结果儿子反倒安慰我别难过，说他在哪儿生活都一样。”。

　　我问杜老师：“还有两年你的这两名学生就要离开了，如果政府不征用做拦河坝，那么这所学校还会有存在的可能吗？”。

　　“等到这两名学生走后，村里没有适龄儿童了，也就没有生源了，这个学校估计就要关闭了。我今年也58个年头了，也到了该离开的年龄了。等到他俩毕业走了以后我能到别的学校教书就去，实在是去不了，再说吧。”说到这里，杜老师神情似乎有些沮丧，但却没有丝毫的埋怨。此时的我，心里也像打了五味瓶。

　　那天，当离开黄地湖小学时，似乎有些恋恋不舍！这种感觉一直氤氲在我的脑海中。从老家回来深圳，这心里一直就记着这位老师，宛如似曾相识的一位老朋友，又好像在电影“一个也不能少”的镜头里看过他。

　　——丁酉年夏作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