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了，太忙了，我要走了。”最终我找藉口拒绝了做胃镜的建议，主动把尚未确诊的胃病冠到了自己头上，甚至连药方也没开，就带着同学说的药名离开了医院。在那些大街小巷林立的医药超市，我很容易就买到了同学提议“先试一试”的药。多潘立酮片。其实它还有一个过去大家更习惯的名称：吗叮琳。其功能是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和张力恢复，以及胃排空……

　　一次未做的胃镜检查，让我开始检点自己的生活。“规律饮食、定时定量、温度适宜、细嚼慢咽、饮水择时、注意防寒、避免刺激、补充维生素……”我的耳边开始响起这些约束行为的“叮嘱”。为此，我会慎重地考虑早餐，不吃油炸食物，因为不容易消化，会加重消化道负担，多吃会引起消化不良，还会使血脂增高。少吃腌制食物，少吃生冷食物刺激性食物……

　　这一切都伴随着疼痛和不安穿梭在我的生活之中。我对自己的约束达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高度。“一个人无法逃脱疾病的纠缠，往往在健康时又忽略了那些隐藏的疾病。任何疾病都是在不规矩的言行里埋伏着。”我自以为是地获得这一新的认识。

　　吗叮琳给胃提供的动力，似乎有效地制服了那捣蛋的疼痛。我是那种典型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又开始一个时政记者没有终点的忙碌。

　　春天是跟着“温暖”一起到来的。那段日子，我跑得最多的采访就是紧随市领导，到乡下给特困群体“送温暖”。温暖每年都会光顾一回。有一天，天空一扫阴霾，我们到一个山区县马不停蹄地看望复员伤残军人、特困农民代表。他们或是身体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或是一场大病的冲击让这个家焦头烂额。领导曾在这个贫困县当过几年的“一把手”，过去和现在的变化令他睹物思情，心潮起伏。

　　“规定动作”完成后，领导说要绕道去看一个人。走到大兴土木、焕然一新的县工业园附近，公路两边都是新建的两层小楼房，那户人家的房子找不见了。下车后，方位感顿失的领导找到当地一个老人，描述要找的这个人：一个老妇人，应该有八十大几，一儿一女，儿子智障，女儿瘫痪。老人若有所思，很快明白要找的对象是谁。他带我们穿过不远处楼群间的狭窄过道，找到了一间大概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土砖屋。除了一丘丘划割得七零八落的田土，多数人家的房子都“换代升级”，再差也是红砖房，土砖屋看上去格外孤独，可见我们寻访的这户人家条件之差。屋门掩着，没有上锁，引路的老人喊了几声，无人回应。闻讯赶来的村主任推开门，低矮的屋内一团漆黑。阳光跟着我们一同跨进，一张看上去零乱湿溽的床，半墙高的柴禾垛，占得狭小的耳房满满当当的。走进略显宽敞的灶房，凌乱堆放的树枝，烟熏火燎后黑黢黢的墙壁，灶膛里有微火，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妇人站起来，打量着一群突如其来的闯入者。

　　我们的视线慢慢适应屋内的黯淡，领导跟老妇人说了一些话，大意是“近来好不好？还记不记得他？”老妇人很木讷，不说话也不点头。村主任上前，说了一长串方言。老妇人开始挪动脚步，我们跟着后退，又拐进另一间光线更暗的耳房。也是一张床，多年未洗过的蚊帐罩着，被子里躺着另一个“更憔悴的女人”。不知道灯在哪，也没人主动提出让灯亮起来，有人打开手机屏借光。老妇人开始讲话，断言片语，是更加难懂的方言。村主任在一边翻译，她84岁了，65岁的儿子出去捡柴禾了，58岁的女儿瘫在床上有三十几年了。拿着领导递过去的信封（慰问金），老妇人的嘴咧了咧，却没有任何表情。有人转身时肘部刮到墙壁，尘土在一阵“穸穸簌簌”的声响中扑落，一股陈旧潮湿的气息弥漫开来，我的呼吸困难，我的胃像被一块坚硬的冰猛烈地撞击一下。巨大的痛让我紧紧地捂住腹部，恨不能勒死这从黑暗中偷跑出来的“袭击者”。

　　我们拉开撤退的阵势，村主任和周围邻居七嘴八舌的补充，让摆在眼前的这一家人的苦和难冒出冰山一角。工业园征地，这一家的田没了，征地拆迁补偿的钱就存在村委会的帐上，村里每月从里面提一小部分钱作生活费。老儿子虽然智障，但还算得上勤快，最擅长做的一件事就是捡柴禾回家，把屋里的空处填得满满的。老妇人每天在家做饭给一双儿女，却从不出门买菜，好心的邻居给一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村里每月定时派村干部来看一看少不少米和油盐，也从拆迁费里拿点钱买些菜蔬顺带过来。

　　短暂的停留和模糊的叙说，并没有让老人一家的过去变得脉胳清晰。生活在边缘农村更边缘的这一家人，命运好像天生如此，却又有着令人慨叹的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人在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尚未获得满足之时，对生活的要求就是没有要求，这种“没有”在衣食无忧却仍陷入无尽欲望追求中的他者眼中，无疑是一团深沉的挥之不去的阴霾。

　　清明节的抵临，终于结束了这个冗长的雨季。雨，也成为了记忆的“酵母”，在未来的许多春天里唤醒某些人回到逝去的时间段落。我还认识并采访了一位身染重疾的道德模范。一个农村女孩，从小丧父，寄居姨妈家，自由恋爱上了县城里的年轻退伍军人，磕磕磕碰碰地进了婆家的门，从没看过好脸色。婆婆快到退休的年纪，喊声倒下就倒下了，小脑萎缩，瘫痪在床。女人很纯朴，13年来尽心尽意地照顾婆婆的生活起居。令人安慰的是，婆婆是带着对媳妇的歉疚离开的。前年，丈夫检查出遗传性小脑萎缩疾病，娘家的弟弟相继诊断为脑癌，她又得照顾两个最亲近的病人。每天凌晨3、4点，她要到丈夫单位的下属机构——动物防疫站“编外上班”，往检疫合格的猪肉身上戳盖蓝色的印章。猪肉上市了，她下班回家做完给丈夫和弟弟的早餐，又匆匆赶去附近的超市兼一份月薪400元的售货引导员工作。

　　她每天都虔诚地祈祷上帝佑护亲人的平安，但弟弟一年前还是跟着脑癌走了。她剩下的唯一心愿就是丈夫活着，即使什么也干不了，他的活着是给家一个存在的符号。就是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被疾病的镣铐桎梏着，让不堪重负的生活给挤压着。更为痛苦的是，四个月前，人到中年的女人晕倒在家中，迅疾确诊是脑血管出血和脑肿瘤，省某医院开口手术费先期少不了20万元。道德模范标兵这份荣誉和报纸电视的宣传，聚集到的爱心捐款远远抵达不了那个天文数字。人们唏嘘着，不幸的家庭有着各自的不幸，太多的不幸集合到了这一个家庭。　　女人躺在床上，以泪洗面，见到去看望她的社会爱心人士，说不出太多丰富的语词，只有“谢谢”两个最简单的日常用语。医生不允许她激动，但身体的颤抖让人明显地感觉到，这个在生死边缘游走的女人，每一个毛孔都在激动着。这份与痛和苦难有关的激动，覆盖了窗外所有的声响，让在场的我心生一阵剧烈的搐痛，好像身体内燃烧着一棵灰色的恐忧之树……

　　又是夜归。没有人知道，这种流水似的忙碌在很多安静的夜晚沉寂之后，带给我的是比痛更厉害的酸楚。饱满的情绪和永不复返的时间被撞挤压榨，剩下一些虚无的口号，还拖泥带水地把割裂的美好呈现在你的生活之中，故意让你欣赏一个乏味的“尾巴”。“这些程式化的文字都是过眼烟云，你得写属于自己的作品……”朋友一针见血，在我的“伤口”上狠戳，而我更是对自己无可奈何地咬牙切齿。当游离的目光在那天深夜停留在微风翻开的案头书页上，我从中感受到从春天内部生长的茂盛力量。这是一位女性写作者十分精细的叙述：写作者，就是一些经常疼痛的人。因为写作者有敏锐的触觉，于是他很容易感到疼痛；因为写作者有痛感，于是他闹出很大的动静让人知道他在疼痛……当他感知了疼痛，他才能倾诉疼痛。其实那些疼痛，也是所有人的疼痛。

　　生活看似永没有停歇的一刻。这个春天，雨季之后接踵而至的日子，我一如继往地在外采访着，经历着。对那些光亮的鲜艳我总是健忘，而一些悲伤的面孔常常搅动我的现实生活充满不安或流连。是的，面对那些与我相识、交往以及并不相识的人们，他们承受的疼痛，那些满世界奔跑，喧嚣或安静、庞大或渺小的疼痛，那些生活中的灰霾，看似只是个体的，也是所有人的疼痛……

　　很显然，这个漫长而柔软的春天，在疼痛里抵临，但不会带着它们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