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爷爷投江的那段历史，对我来说，是一段长长的空白。为此我长大后曾经问过父亲，但是父亲讳莫如深。他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可是我仍然很好奇，想知道爷爷在那之后的心路历程。父亲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说，那以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爷爷总是沉默着，不再注重自己的形象，佝偻着身子，目光浑浊而呆滞，总是独自一人坐在河坝街那低矮的老屋里饮着酒。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父亲看着我说，目光淡然。

　　父亲说没有然后了，我知道那是父亲不想再多说什么，事实上，在“文革”结束之后，爷爷又开始活跃起来，不仅恢复了他一贯的做派，还重新拿起了画笔。那些年里爷爷的画在内江当地获得过好些奖项。能够被罗列进梅晓初《内江近代书画家简介大纲》一文，想来他的绘画造诣已经得到世人的承认。那个时候我经常看见他微笑的面容，一如大千先生这座雕像上的笑容。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真正引以自豪的倒不是他的绘画，而是和大千先生曾有过的一面之缘。那些年里他常常在他的子女面前眉飞色舞地说起那段往事，以至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那时爷爷在成都跑货运，有一次偶遇了一位形容稍显憔悴，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在交谈中，他得知这位汉子是画画的，内江人，正在找车回内江。爷爷平时也喜欢画画，就是在跑货运的时候也没落下手中的画笔，这个时候内心里自然泛起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于是热情地邀他搭乘自己的车返乡。在车上，他们谈书论画，一见如故。车到内江，汉子要离去的时候，他们彼此开始相互赠画，留以纪念。那时爷爷方知面前这位汉子竟是大千先生。当时的爷爷倒也镇静，既没有后来追星族见到明星时的一脸兴奋，也未有些许的自惭形秽。他非常自信地给了大千先生一幅自画的菊花图，而大千先生则把手中带着的一套敦煌拓画作品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