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老年，总爱说、总爱提、总爱想“从前”怎样怎样，而且总习惯于说从前好的一面，却不愿提从前狼狈、难堪、不光彩的一面。离六十岁只有五个月的我，也毫不例外的爱提、爱说、爱想从前的事。

　　我喜欢在孩子面前说，从前，我在读小学时，在那个群贵大队小学，群贵中学读书时，一直当着班长或学习委员，成绩一直拿第一，很少拿第二; 却不愿说读高中时，在全区三十多所学校尖子生会集一处的唐镇五七高中一(一)班里，我连个组长都没捞上，学子成绩只算得上中等，在精明过人，成绩拔尖的吴晓红同学面前，在多才多艺，文体与学习成绩都出色的孙延一同学面前，在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出口成章，成绩优秀的张运华同学面前，我简直就是一个差生.

　　我喜欢在孩子面前说，我在回乡两年中，利用一根针，一把草，治好了很多乡亲们的病，并得到许多人的称赞; 却不愿说，由于自己个子小，力量弱，在干活搭伙时，没人愿意和我搭伙，而使自己难堪地凉在一边，只能干杂事，拿低工分。在修鲁城河水库时，弱小的我，一人拉着一车土，从堤下爬到堤上时，只剩半车土，被同窗十年，无数次找我帮她解题的女同学数落道：“不中用的东西。” 当记工员的她，只记了一半的工分，让我真正体会到：“弱者无尊严”。

　　我喜欢在孩子面前说，在一九八五年实行全省晋级考试时，检验专业毕业的我，跨科参加晋升针灸医师的考试，以四门功课总分352分，每门功课平均88分的好成绩，位于全县三十多个乡镇卫生院，二千多医务人员考试成绩的前矛; 却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我在获得执业医师证前，在尚市卫生院化验室上班时，懂针灸的我，义务给前来化验的腰扭伤病人，关节疼的病人，肩周炎病人扎银针治疗，遭到几个门诊医生到院长处投诉，使我成为“不务正业”的典型，受到院长在职工大会上狠狠批评，并警告要没收我自己掏钱买的针灸器材，还要我写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