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不讲究什么好菜好肉的，只要有一口酒就行。堂公喝酒特别直爽，一喝就是三大碗，然后打死也不喝了。他很喜欢同父亲喝酒，因为父亲是房族的长子，又和他年纪相仿，喝酒也是个直爽的人。

　　我们吃了饭，又喝了两碗酒。我自知不胜酒力，便退下桌来，而堂公和父亲仍在继续。得知我到了县城并且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后，他老人家更是高兴，还振振有声地说，在他有生之年一定到城头来走我一趟。如今路好了，用不了几个钟头便能抵达，我自当欢迎，但我又担心，就怕他们只知道每天为无尽的琐碎操劳着，不知道岁月一天比一天老去，到时候成了一场空话罢了。

　　我们的交谈勾起了堂公的许多回忆。他问我县城距离岜沙、大塘一带远不远？我说这些寨子离从江县城都很近，这下他便滔滔地谈起他到这一带修路的往事来。

　　“那次，我们寨的生产队选派我和生爸由去（生爸由名由，其大儿子名生，寨上人管他叫生爸由,如今还健在，八十一二的年纪，每天还能喝上一两斤白酒），我们去的人是要记满工分的，抵得家里面的一个劳力……”堂公又喝了一口，继续道，“去的那天，生产队长和几个年轻人送我俩去,我们走到宰便时天才蒙蒙亮。生产队还给我俩带上一些米，说是一个月的口粮，最多不过十来斤罢了。那时候有规定，每人每天只能吃两筒，一筒才有三两，也就六两左右。我俩到半路找户人家借宿的时候，煮一餐就去了一半……”

　　我问没有米您俩怎么熬过那一个多月的，他说他也记不清楚，好像是有什么补贴之类的，勉强撑过去。堂公还说，那时候，他们的心里头想的就是怎样才能吃上一餐饱的饭，哪有心思去想那些活儿。他们待了一个多月，终于把一段大约一丈多长一丈来高的堡坎砌好之后，就背着被窝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