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婆媳的情分

　　二十二年前的那个冬天，我第一次回婆家，因为车子不方便，到了县汽车站，没有回家的车子了。那时还是未婚夫的他，向县里的一个同学借了辆自行车回家。那时，还没修大桥，回家要坐渡船，由于时间太久远，我已经不记得是不是最后一班渡船，只记得那时的赣江，江面出奇地宽阔。

　　只记得，我当时由于羞涩，希望他骑车慢一点，再慢一点，最好趁着夜色回到婆家。身旁，是一望无际的油菜地，是葱郁的桔子树。这个格外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奇。

　　傍晚时分，终于如我所愿到了家，见到了未来的婆婆。她那时不到六十岁，剪着短发，面容白皙，做事麻利。为了怕我冷，她把一个新火盆烧得旺旺的，放在我脚边。第二天，她还为我包了北方人爱吃的饺子。

　　要知道，二十多年前，到集市上买个面粉，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这顿饺子的饺子皮，是婆婆用啤酒瓶一个个吃力地擀出来的；要知道，婆婆为了这顿热气腾腾的饺子，张罗了大半天。

　　可能不适宜新的环境，在这节骨眼上，我感冒了。婆婆为我熬了葱姜水和橙子叶水，她和我讲话不多，但出出进进做的事情，好像都是在为我忙乎着。

　　一年后，我结婚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家了。那一次搬了新家，婆婆把三层新的床铺收拾得很是喜庆。床头上、五斗桌上，镜子上，她都请人剪了红红的囍字。那时，即便是手头拮据，作为父母，他们倾其所有，就是希望把儿女的结婚大事，办得圆圆满满，漂漂亮亮的。

　　有一天早上，她听说我半夜做了噩梦，第二天，还将一把剪刀放在我枕头底下辟邪，早晨起来，发现我的脑门上，还放着一小片红纸，这些，都是婆婆默默做的，她希望我们，她的子孙，都好，都好。

　　我的思绪，一直非常愿意回忆那一段好时光：那是公公走后的第一年过春节，我们回家过年，婆婆很是高兴，她的眼睛里一直藏着掩饰不住的喜悦。她早早地备好年货，早早地把我们的床铺收拾好。那时，丈夫在压水井边上拔着鸭毛，我和孩子爬到木楼梯上贴春联，婆婆围着火盆烤火，家里养的几只鸡鸭，头顶上系着红毛线，腿上缠着黑布条（做记号）在屋里屋外跑来跑去。那个温馨的场面，我一直都忘不了，也最愿意回忆那属于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时光。

　　婆婆出身在湖南邵东一个大户人家，据说，当年她和姐姐都读过财会专科学院，再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辞去了工作，下嫁到江西。她知书达理，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婆婆一辈子不喜欢麻烦人，有一次，婆婆到楼顶上晒芝麻，摔倒了，摔伤了手臂，真的成了“能说不能行”的人了，只有那一次，她才麻烦过我。

　　那一次，丈夫正在外地的一个项目上，加班加点赶着一个工程，实在是不能抽身回来。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正好从南昌培训回来，马上带着家里仅有的一本存折往婆家县城的中医院赶。此时，我要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这也是我第一次签这样的字，看着婆婆推进手术台，眼泪瞬间流下来了，第一次，我瞬间觉得身上的责任重大；第一次，我觉得“儿行千里母无助”的现状；第一次，我觉得生命的脆弱和顽强……

四、离别，也是永远的别离

　　今年的冬天，真的有些冷！

　　我请的假期有限，不得不匆匆赶回来上班，丈夫留下来守着老母亲。

　　她已经一周没吃东西了，连喝水都是只能用小勺送到嘴巴里，满身的疼痛，折磨着老人，她一天到晚闭着眼，一呼一吸都是如此困难，她像一个疲惫至极的旅人，经过了漫长的八十年的生命跋涉，她要回“家”了。

　　丈夫和亲人们都很纠结，现在，在这节骨眼上，即便是高明的医生已经回天无术了，在云南，医生都已经提出放弃治疗了，现在再送到县医院，万一在医院病逝，多不好。

　　按乡村的风俗，是不能再把人弄回家里设灵棚的，据说，如果是在外面断气的，只能把老人放在村子外面。这些，都是婆婆生前不愿意的。

　　在家里等到断气，又于心不忍。只好请来乡里的医生，打止疼针，以缓解老人的痛苦，又过了四天，这个一定要回家的.老人，我的婆婆，还是静静地，缓缓地，永远地走了。

　　白烛、钱纸、鞭炮、供香、白布、贡酒、花圈、唢呐、登仙楼……我们用宽慰自己的、又非常无用的方式，尽量把一个老人的一生，安排得圆满一些。

　　那一次婆婆摔伤，她的锁骨处，装了个人造的关节，当时，为了怕老母亲再受一回罪，我嘱托医生要用最好的，不要再取出来的那种。听弟媳说，在回来的车上，老母亲已经交待，火葬后，一定要把这个不锈钢零件拿出来。

　　当老母亲跨过几百度的火焰山，成了一堆白骨时，我们在里面找到了那个小零件。此时，空气都凝固了。此时，当我们把那个烧得发白的不锈钢零件捡出来时，个个心如刀割。

　　要知道，这个伤残的手臂，痊愈后，一直都没有闲着过，这只手，忙着把家里的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等着孩子们回家；这只手，拿着菜刀，一上一下砍着骨头时，剁着肉馅，为子孙烹制着美食；这只手，把菜园里的大青菜连根带兜取回家，用红纸包好带着泥巴的大青菜，迎春接福，祈求一家老小平平安安；这只手，挎着重重的菜篮，一遍一遍从集市上买来年货；这只手，拿着铁锨，为一棵棕榈树培土施肥，这棵树，是她半个多世纪前，从湖南老家带到江西的；这只手，诚惶诚恐地按下手机键，给儿孙打一个又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亲情电话……

　　按说，年过八旬，也算是白喜事了，可三年来，公公婆婆相继离开，让这个原本温暖的家，有点不像家了。

　　“家里有烫好的老酒，家里有炖好的热菜，家里有烧热的炕头，家里有摆好的碗筷……父母在，家就在，家把儿女聚起来。”我心里明白，没有了父母的家，只能算是个房子，不能称之为“家”了。以后，没有父母的家，兄弟姐妹只能以亲戚关系来往了，家里，再也没有“主心骨”了。以后，逢年过节，这个叫“新居”的村子，再也没有人，翘首再翘首，焦急再焦急，期盼再期盼，等着我们回家了。

　　穿着白白的孝衣，我深一脚浅一脚，扶着棺木，半寸也不敢丢手，此刻，我和老母亲只有一板之隔，哎，只有一板之隔了。

　　当杨道士指着公公旁边的那个用砖块圈好的地方，指令我丈夫用镐头挖第一镐泥土时，天空肃杀，旁边的墓碑阴冷。作为大儿媳妇，我要抓一把坟山上的泥土回家。在管事人的引导下，我燃上一支香，将一把土放到红纸上，握紧在手心里，头也不回地往家的方向走。

　　一步一步，我和老母亲的距离在一寸寸地拉长，这距离，是生与死的距离。再一次觉得，此时此刻，我脚下走过的这条路，今天，要多漫长就有多漫长。

　　听管事的人讲，供香，要一直不能熄灭，回家就放到灶膛里，意味着香火不断。泥巴，要连着红纸，一起放到鸡笼里，意味着五牲六畜都兴旺。

　　此时，我穿着高筒雨鞋，走在弯弯曲曲的田埂上，然后再走机耕小道。前几天下了雨，很深的泥巴路，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坟山。

　　这条路，自从公公去世后，我们清明节和冬至都是要走几趟的。前年的清明节，给公公添坟，本来不想让婆婆去的，怕她难受，可她执意要去。那一次，我们扛着镐，篮子里放着鱼肉、竹笋、钱纸、鞭炮和香烛。婆婆木然地站在那里，我生怕她看到给她预留的坟山难过。那时，她花白的头发被风吹起，她昏花的眼神已经没有了光彩，她颤巍巍地用一个长把雨伞当拐杖，她艰难地支撑着身子……祭祀结束，婆婆走在我前面，看着她一步一步吃力地走回家，我理解了“风烛残年”的真正含义。

　　这一次，我又一步一步从坟山回来，我的婆婆，再也不能走在我前面了，每走一步，我和婆婆的距离就远了一寸，每走一步，我觉得地下的沉吟，越来越微弱，微弱到最后，是单薄，是无助，是寂寥，是安静，是无声，是息止……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我的背后，是残酷的死亡，我的手中，一支供香，一包泥土，又是期盼着新的生命延续。

　　当我将香火放到灶膛里、把泥土放到鸡笼里之后，堂嫂要我跪在地上敬酒，说马上要接灵位了。我看到木盆上放着一个织布用的“竹箸”，竹箸上，放着一双婆婆的新棉鞋，一个木凳子上放着三个酒杯，每个酒杯里有一小块肉，当妹妹捧着用绿色的纸张，写着黑色大字的灵位，把堂屋门口的一块瓦片踩烂时，我的任务就是毕恭毕敬地接着灵位。然后，堂嫂用牙签喂了我一小块肉，告诉我，一定要说：妈妈，吃肉，妈妈，住新屋。再然后，叫我退着走，退到后面，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早已经准备好的纸扎的“登仙楼”，已经摆在了堂屋里，我的使命是端着灵位，把婆婆的灵位放到登仙楼里，给老母亲住新屋。

　　这个三层高的登仙楼，墙壁上印了六个空调，十多个丫鬟小姐也在其中，院子里面有鲜花，人世间所需要的一切，都奢侈地呈现在上面。可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无用安慰。吃了一辈子苦的母亲，在世时，别说用六台空调了，即便是电风扇和取暖器，都有点心疼钱，都十二分地舍不得。

　　活着，带着这个世界赋予我们的破裂和苦难，去生活，去拼搏，去奋斗，用残损的手掌，抚平人世间的所有创伤，真心迎接着一个又一个属于老百姓的小幸福。操劳、生病、住院、去世，把属于自己的一山一水，一朝一夕，安静地走完……再然后，安歇，长长久久地安歇，在地下，在冰冷的地下。

　　稻田里，只剩下一兜兜的稻草茬，它们孤零零地静穆着，就是一行行寂寥的诗句。它们陪着坟山，陪着永逝的亲人，使命重大。

　　原野，似乎想把整个冬天都装进自己的胃里，好一并荒芜着，荒芜着。它们也把人世间凄楚的心，一并荒芜着。

　　盘旋在冬日原野上空的，是那心尖上的疼痛，是那无言的低吟，即便如泣如诉，埋葬在地下的亲人，也真的听不到了，听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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