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大姑散文

时间:2021-08-31

  大姑是祖父祖母的长女,因为当时家境贫寒,十二岁上就被迫做了西山里一户苗姓人家的团圆媳妇(童养媳)。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大姑就走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

追思大姑散文

  大姑“嫁”的这户人家人口不多,只有“公婆”两个和他们的独生儿子。当时,苗家养着两头耕牛和一头拉磨的毛驴,有二十几亩土质还算肥沃的山洼地,是那时白云山下山旺庄的小康之家。正所谓人穷志短,之所以早早把大姑“嫁”了出去,是因为苗家答应送给祖父家一斗谷子和一斗高粱。

  那时,老苗家的独生儿子苗荣志正在读私塾。几年后,苗荣志又进长山县城上了中学。儿子尚未读完初中,苗家就张罗着为他和大姑圆了房。圆房后的第二年,大姑就为苗家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苗家老人喜得合不拢嘴,绞尽脑汁为宝贝疙瘩起了个稀罕的名字——金拱子。

  说实话,有了孩子最初的那几年,大姑的日子过得还是挺舒坦的。牲口有大姑的公爹在照料,土地由苗家雇佣的短工耕种。大姑不用风吹日晒地去地里侍弄庄稼,更不用像在娘家那样总是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那时候,侍奉公婆和照料孩子就是大姑的全部职责。

  可是,大姑说什么也没想到,那种平和的日子在“七七事变”后却过到了尽头,原因是苗家的儿子和一部分进步同学,追随他们的校长马耀南,参加黑铁山起义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苗荣志有思想、脑袋瓜灵活,深得上级赏识,不久就当上了长山抗日游击大队第三支队的分队长。那时候,抗日游击队充分利用熟悉当地山区地形等各种优势,经常四处袭扰、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并且不断地破坏敌人在山东的交通命脉——胶济铁路运输线。因此,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恨不得把游击队赶尽杀绝。此后,大姑这个抗属的日子不再平静。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一次次搜捕,大姑常常抱着孩子在山峪里躲来躲去四处藏身。在那种血雨腥风的艰难岁月里,大姑成年累月再也难得见丈夫一面。跟众多百姓一样,大姑盼望日本鬼子早一天完蛋,期盼一家人早得团聚过上太平日子。可出乎大姑意料的是,后来竟然渐渐失去了丈夫的消息。有传言说游击队被日本鬼子打散了,还有的说游击队转移到了清河抗日根据地。可不管怎么说,苗荣志终究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姑整天价揪心挠神寝食难安。后来的十多年里,还是始终没有丈夫的音讯。大姑只好在公婆的帮衬下,独自承担着养育儿子的担子。

  一天捱一天,孤儿寡母终于苦苦熬过了那些艰难的岁月。全国解放后的1950年的春季里的一天,失踪了十几年的苗荣志竟出人意料地回来了,并且还带着两个年轻的战士(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的警卫员)。我大姑高兴得手足无措,慌不迭上前拍去丈夫的一身风尘。可是,苗荣志并没有在家逗留多久,只是与爹娘说了几句话,又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儿子,板凳还没坐热就去了淄川县政府。

  当时,我父亲正在给姜县长当勤务员。苗荣志通过县上让父亲转告我大姑,他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离婚。那时候,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革命队伍上的人只要说自己是包办婚姻,与配偶没有感情基础,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单方面提出离婚,并且能够轻易而举地解除婚约。父亲原本想请县领导劝说姐夫打消离婚的念头,可苗荣志说他跟我大姑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感情(苗荣志说的或许也是实话。后来,听大姑说圆房后的十五年里,他们俩在一块的时间加起来也不到半年。),又说自己即将跟部队上的一个女卫生员结婚,跟我大姑的婚姻已经是不可挽回了。于是,苗荣志毫不留恋地单方面解除了和大姑的婚姻关系。那时,我大姑想得太传统,也太天真,她以为男人常年在外,再找一个女人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因此当我父亲转告她苗荣志已经和她离婚的时候,我大姑并没有像父亲预料的那样多么悲伤而寻死觅活。此后,苗荣志经常寄钱回家的事实,仿佛更加印证了大姑的看法——她相信丈夫对他们母子是不可能撒手不管的。可是,大姑想错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苗家两位老人相继离世,部队来函请求地方上帮助处理了后事。之后,苗荣志就和家里彻底断绝了联系。当时,我那个叫金拱子的表哥已经成家单过,我大姑终于成了事实上的“孤家寡人”。

  谁也不会想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居然使事情发生了戏剧似的变化。1967年的秋天,二姑家的四表哥(他当时是中学生)作为“红卫兵小将”和同学们去江西井冈山进行大串联,后来为参观“古田会议”旧址,又辗转去了东南沿海的福建。因为当时上面有政策,所以红卫兵的身份是很吃香的,四表哥说他们坐车从来不用花钱,也无需为饮食和住宿操心,到哪里都有人热情接待。来到福建的省会福州,四表哥他们住进了一个军工厂的招待所。有一天蹲在招待所的大院里吃饭的时候,红卫兵咋咋呼呼的淄博方言引起了一位五十来岁老军人的注意。那军人走到红卫兵跟前套近乎,无意中就发现了似曾相识的四表哥。说似曾相识是因为我的两家姑表兄弟都是方正脸膛,都是浓眉大眼极为相象。军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就和我四表哥拉呱了起来。越说越近乎,军人终于弄明白了眼前这个小伙子原来竟是自己曾经的外甥;四表哥也终于搞清楚了这位老军人就是自己过去的姨夫苗荣志。于是,苗荣志就邀请四表哥到他家里去住了一宿。临别的时候,苗荣志还以长辈的身份赠送给四表哥一件军大衣、一个手电筒和一副扑克牌。大串联结束回到家乡后,四表哥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奇遇说给大姨听。不料,我大姑得知了这个消息,竟然滋生了要去福州找苗荣志的念头。虽然大家极力劝说阻止,可大姑是个有主见的人,谁的话都不能改变她的主意。于是,在第二年的春天,大姑像孟姜女寻夫似的踏上了自己的寻“夫”之路。

  说起来似乎真有神灵保佑,仅凭着四表哥的片言只语,大姑乘上火车历经千山万水,还真就在遥远的福州找到了苗荣志。不过,大姑费尽周折找见苗荣志的地方并不是在他的家里,而是在军工厂批斗大会的会场上。当时,苗荣志作为军工厂的厂长,正在接受造反派的揭发批判。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口号声此伏彼起。在那样的环境里,埋藏在大姑心底多少年的积怨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她旁若无人地走上会台,声泪俱下地倾诉起自己心中的委屈。一时间,大姑俨然成了批判会的中心发言人。别人上台批判发言那会儿,苗荣志还时不时地反驳几句,可面对我大姑一声声真实的控诉,苗荣志却终于低下了那颗不屈的脑袋。

  大姑虽然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却不能名正言顺地留在福州。后来组织出面施以压力,苗荣志答应每月寄二十元钱,以保证大姑晚年衣食有靠。令人稍稍欣慰的是,苗荣志总算良心未泯,此后的几年里都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从福州回来后,大姑的日子一度过得挺舒心,因此就有心情经常回娘家看望祖母。每当说起去福州“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大姑总是高喉咙大嗓门地说得眉飞色舞。大姑长得个不高,看起来有些孱弱,可是她的内心却是坚强的;大姑没有文化,但说起话来却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大姑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也总会想起大姑那嘹亮的嗓音,更难忘大姑的柔韧与坚强……

  1972年的春天,年届花甲的大姑因为采摘香椿芽,不慎从梯子上坠落了下来,头部跌在了树下的石头上,大姑昏迷了四五天后终于不治身亡。当有人来报丧的时候,我们家谁都不愿意相信,大姑辛苦坎坷一生,最后居然落了个如此结局。呜呼,真是苍天不公啊!

  大姑去世后,七十九岁的祖母不顾年老体弱,执意非要亲自进山去送大姑一程。看看实在劝阻不了,家人只好无可奈何地满足了老人家的愿望。回想起来,也许是祖母为亲闺女一生所遭遇的不幸而心中抱愧吧?

  大姑过早地走完了辛酸、坎坷的人生之路,每每想起来总不免令人生发出无尽的喟叹。

  唉,逝者已矣!惟愿大姑在天堂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