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便于听歌，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里，我便设法攒钱装矿石收音机。那种无电源收音机的灵敏度极其有限，在宁波市区内只能接收到两三个电台。但就是这仅有的几个台每晚总会有《器乐选曲》、《每周一歌》等音乐节目，且每逢周六晚上必有《电影插曲选播》。从耳机送出的声波中，我认识了刘天华、陆春龄、俞丽拿等中西乐器演奏家。

　　文革时期乐坛一片荒寂，除了“八颗明珠”之外，几乎所有的中外音乐作品都被打入冷宫。处于停课状态的青少年学生中出现了一批热衷于音乐与无线电的“双料”发烧友，我是其中一个。如今想来这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文化禁锢政策和年轻人的逆反心理驱使我们探出不安定的脑袋窥视外面的世界。试想，那些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的乐曲，每天仍反复地盘旋在你的耳畔，你能不烦？！而大把的时光又为我们摆弄无线电提供了极好的条件。随着小钱包的鼓起（凭自己的双肩，我打过苦工）我对收音机的投入也逐渐增大：扬声器早已替代了耳机，电子管、晶体管双管齐下，程式由来复式→外差式→超外差式……入夜，当DIY的五灯收音机的短波段接收到几千里之外的莫斯科电台清晰的音乐广播时，惊喜之情难以自制。二战时期前苏联的名曲及许多俄罗斯民歌是该台常播的曲目，真切缠绵的《小路》、浑厚沧桑的《伏尔加船夫曲》、雄壮跳跃的《莫斯科——北京》、曼妙凄婉的《三套车》…… 令我惊诧不已的是：在万籁俱寂的冬夜，竟还能听到文革前偶尔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天涯歌女》、《五月的风》等三四十年代出自贺绿汀、陈歌辛等大家之手的歌曲。

　　然而，尽管收音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渐臻佳态，可似影子般伴着我们的紧张、不安的情绪却一直未能消除，因为毕竟那个被称为“苏修”的敌对国家播放的歌曲在国内早都已被判为非“反动”即“黄色”的禁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