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粮盖房，计划生育，集资修校，随意摊派等等，这些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常见的事情，宗族斗争、贿赂选举等等，这些事情一直延续至今。顾及小利益，只看当前脚下，狭隘自私，确实是农民的局限，是大环境大社会共同造成的；农民大多善良、无辜，我觉得，他们一辈一辈生死于黄土大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毫无怨言，虽然现在这种生活的宁静状态背打破，但他们仍然固执地守护着自己的家园。在叙述描写中，春喜基于对读者的考虑，尽量使用标准的书面语，也运用了一些方言，我比较喜欢这些秦腔方言，能够准确地传情达意，这一点，不懂地域方言的人是永远不懂的，这是语言的秘密。

　　可以说，春喜的这些短篇小说，是扎实认真的，没有寓言式的劝诫，没有玄妙式的神秘，给我们展示出了一个“莲花村”，中国最基层村庄，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情感的真实变迁，农耕文明的遗落和农村关系的变异，这种嬗变，让人思考，在恍如眼前的记忆中，值得痛苦的思考。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真正的一穷二白，穷得投稿时要自己糊信封，那时候我们家也没有像样的椅子，我是趴在水泥粮仓上，坐在一袋粮食上学习和写作的。”春喜的日子，我想我们那个年龄的农村娃都经过，停电每人告知，经常无缘无故，蜡烛是我们最好的亮光。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春喜近乎痴迷，狂热地写着自己的“关中农民”和“秦川故事”，表达着自己的人生态度和情怀：对文学的坚守。1990年，春喜由陕西文学界六位重量级作家——胡采、杜鹏程、李若冰、路遥、贾平凹、白描联名推荐，保送上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完成了一个农家子弟“鱼跃龙门”的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给了他一个机会，大大的机会。有利于他站在农村外边的城市，反观农村的问题，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写作。感谢吉林大学对文学的宽容，好像给我也发过电报，差一点和春喜成为师友。现在，文学式微，边缘化、圈子化、利益化、官僚化，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要过高的期待文学会给自己带来的什么，金钱、荣誉？这些，在目前很难。作为普通的一员，我想，自己既然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就把写作当作一种生活的爱好和兴趣，重新认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让文学回归本质；文学依然神圣，我们生活也要多彩，有意思，有意义。　　春喜和农人一样默默无闻、扎扎实实侍弄着自己的庄稼，他说：“我常常问自己，文学之路这样艰难，为什么自己矢志不渝呢？说实话，文学给不了我生活所需，但我的精神所需和灵魂所需来自文学，和文学结缘，不需要理由。唯有长期坚持下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自得其乐，乐在其中，我想，这就足够了。”对文学的坚守，对写作的坚持，这就是春喜的人生态度和情怀，文学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不离不弃；或许无诗意可言，或许困难会更多，城乡一体化“新农村”期待我们去探寻，农村深层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剖析。无意怨天尤人，深入再深入生活。我们不愿和“土豪”交朋友，就愿和文学谈心，坚持一场马拉松的写作长跑，坚守自己的人生信念和道德底线，这就是70后写作者的偏执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