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评论家，也不精通任何门类的艺术，无法对高更的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评判。在这里，我只想谈谈艺术家对互相矛盾着的艺术与生活的认识。我相信毛姆在写这篇小说时，绝对没有意图去赞美一个伟大的人，他既不为保罗·高更高唱颂歌，也不对一位抛弃家庭、逃离现代文明生活的中年男子进行道德谴责;他只是一个小说家，一个用心去说话的诚实的书记员，他描绘的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正常人。高更的原任妻子和他身边的朋友(艺术青年)，充其量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面镜子，用以反衬出真实的他。妻子对他感情的信任，对他不负责任离家出走的宽恕，我们可以完全理解成，是文明社会里人性与道德的高层次反映。保罗·高更是不是伟大的人?肯定不是，他只是平凡人群里面之最平凡的一员而已，决不是伟大的人，但说他是伟大的艺术家，应该能被很多人接受。

　　一个人要做出那么冲动的决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除非天生的信仰在纠缠他，抑或是环境的逼迫性作用，使你除了走这条路以外，别无他求，否则，很难将一个原本就生活在受人尊重的幸福家庭里的人，游离到与都市生活格格不入的荒岛上去，尝试人生的另一种滋味。和保罗·高更同为世界三大印象派画家之一的文森特·梵高，在他有限的生命里，经历了饥饿、流浪、失业、抑郁、精神失常、求爱失败，几乎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渴望成功，渴望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接纳像他这样卑微的人。但是，由于家庭的贫困，人脉关系的缺乏，加上自身性格上的弱点，梵高陷于贫困的泥潭里无法自拔，他越是挣扎，结果就陷得越深。他值得同情他的成功(尽管是在逝世多年后)，能够被世代的人们加以传唱。相比梵高，保罗·高更则几乎是个不能被世人理解的怪胎，放着好端端的生活不去享受，搁着疼他爱他的妻子不去理睬，甘愿追求自己的“理想”，而去了一片荒岛。如果某个艺术家再伟大，他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同寻常了;不料，高更却几乎以自己的生命，来论证艺术的崇高和无可代替性。他选择了死在那里，直到他身患麻疹后，他也没有在尚有知觉的情况下，想到返回巴黎去看看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对这活生生的亲情，已经感到厌烦了。九十年代他曾经回到巴黎，在艺术界尚未对印象派盖棺定论的情况下，他仍然想着能举办一次成功的个人画展，然而，这种愿望却没有得到实现。在同行和朋友们冷淡的目光中，他灰溜溜地飞回了他的塔希提，也许就在那个时刻，他下定了决心，要让自己扎根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