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去省城参加亲属的婚礼上，家人好久未聚，开怀畅饮，晾晒各自美好的生活。当然也免不了回忆过去那段苦涩的岁月，说起那时仅靠供应的一点粮食添不饱七分肚子，月月都要端着盆子东家借西家还。这时，席间有一小会儿冷场，有几目余光扫视着老父亲，老父亲也似乎意识到了，面有窘态，没人劝酒，竟自己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布满沧桑的老脸顿时红紫。

　　亲属们也自然注意到，便找轻松的话题岔开了。对于这一点尴尬，我是知晓的。

　　在来时的火车上，老父亲还和我讲起一段故事。

　　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粮食很紧张，城里供应的那点粮食根本不够吃。我的姑姑在省城，家里有四个吃起饭来如狼似虎的小子。姑父一个人上班那点工资，也买不了多少副食来补贴。姑姑家是这样，二叔家在城里也是如此。每天都为吃饭发愁。这时我父亲在桦南粮库当主任，主任是多大的官我也不知道，反正有人说，那时能当上粮库主任，就是给个市长都不换。可我母亲却说，不当这主任还好点，当了主任，家人亲戚没借上光，还都得罪跑了。据说，那时好多亲属和我家多年生分的不来往。

　　原因就是，有一年二叔和姑父来我们桦南，求父亲给弄点粮食，哪怕高价买也行。父亲说不可以，那是国家的粮食。言谈之间可能不太和谐，父亲又很倔，大声吼道“你们让我当粮耗子啊？粮食都倒腾自己家去？那全国人民都吃啥？你高价买？你有钱？那钱能当粮食填饱肚子？那你吃钱去吧！”二叔一甩袖子走了，姑父抹着眼泪说，“那可是你亲妹子在坐月子，因为吃不饱，没有奶水，这一对双胞胎，俩孩子饿的整天嚎。”父亲双手抱着头也不言语。后来听说，他把我奶奶留给母亲准备坐月子积攒的一斤多小米，偷偷的塞到姑父的旅行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