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自董仲舒始，道德范畴诸如“孝”、“义”、“忠”、“礼”、“信”开始或隐或显地具有了强制力。千百年来，我们遵循着它给我们划定的界限行动，却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没人关注道德的依据何在。当被这规范勒得几乎窒息的时候，我们会激烈地反叛，会“打倒孔家店”，痛斥“吃人的礼教”；当面临道德的荒漠的时候，又会孤单的回望，企图回溯到文明的源头区寻找温暖。一直以来，对于道德，我们都有一种不确定、不踏实之感。这种不踏实其实源自我们自身。我们总习惯于把道德作为一种外在的要求，总是试图以一种确定的标准去衡量是不是“合乎道德”，而缺乏“出于道德感、出于责任感”的内在心理诉求。道德远未内化为自身行为的的底线，而近乎“不得不”遵守外在繁琐的礼节。这种道德自觉的匮乏不仅会导致当下的“道德冷漠症”，更会令道德本身陷入危机。

　　现在的我们确实遭遇了不少道德危机的信号：“李刚门”、“药家鑫案件”、“留学生刺母”……我们越来越恐慌：这个社会的道德究竟还能承受多少挑战？我们都迫切的渴望有种力量挽救日益崩溃的道德。对于这一点，我更赞同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的看法：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道德往往倒退到底线实际是正常的。在多元化的时候，退到底线上，反而大家有交流。我们不必急于为社会的道德现状找出所谓良方，试图划出确切的标准。我们正处于道德转型的时期，危机和希望是并存的。我们可以退到底线上，以宽容的姿态面对这个道德多元的时代，让道德成为人们行为的底色，并在多元的碰撞、交流中找到最合适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