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的死了。

　　山的死了的消息，在村子里传了开去。没带走一片云彩，正如他悄悄地来。他的侄儿，把盆儿摔得粉碎，为的是他把这个锅的象征物方便带走。要不是他侄儿的人缘儿，他的冢就抬不起来。云卷云舒，行云幂幂，鞭炮声盖住了呜呜咽咽的哭声，零落而冷清，稀疏而凄惨。

　　山的，一个大哥一个二哥。他没有媳妇儿，他的二哥也没有。一家两个光头汉儿。听人说，他爹在“大跃进”时当过教书先生，这在村里可算是个文化人。老式的先生，耕读传家，学究气十足。“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农村里的“臭老九”走路靠边儿走，不敢抬头。教书攒来的工分不够养活儿女，为了生活，“孩子王”的生活只能无果而终。书虽然不教了，但他爹留给这个家庭的书香味儿，在他身上却能闻到，尽管他认识的字并不多。不知是祖上的阴功没有泽及他们这些后代子孙，还是他爹教书的差使贫困了他们的生活。村里人说，他爹是个好人，但为什么好人的孩子就得打光棍儿呢？而且还是两个。弱势得多了，就穷了。穷得多了，就笨了。笨得多了，就无能了。他爹是含着泪走的，没留下什么话儿。

　　他也是一个好人，像他二哥一样，好在骨子里让人觉不出他有邪气。“好人”这个词，在农村里有点儿贬义的色彩。为人迂讷，拘谨而不善言谈，真像蒲松龄笔下捉蟋蟀的“成名”——宁可自己受气儿，不让别人吃亏。本分而厚道，没见过他家人大声说过话。他大侄儿，四十来岁，是村里的医生，算是承继了他爹的衣钵——普度众生。他侄儿，给他的这个家族，带来了新鲜的人气儿。他心里是高兴的，但很少说出来。山的，自己种点儿地，自己种点儿梨树，自己做饭，自己刷锅。一人吃饱，全家不饥，像他二哥一样。别人家有事儿的时候，心里总觉得低人点儿什么，抬不起头，不好意思去。儿时的玩伴，都是当爹当爷的，找不到共同的话语。别人眼光中的迷离，让他一怔，心中的阳光倏然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