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是多么封建、愚昧，又多么无知。用一句流行的话说，那时我们不懂得爱情。订婚后的每年正月，我们礼尚往来，相互拜年是仅有的公开会面机会。礼品无非是白皮点心、鸡蛋糕、苹果罐头、芝麻糖一类，所谓的四色彩礼是手帕、袜子、鞋和头巾。相聚时，我们很少说话，只是在你送我一程我送你一程的离别时，才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讪些客套话，也似乎不去正视对方的眼神，但心里头还是滋润的。我们循规蹈矩，正儿八经的，身体始终保持一定距离。“亲口口拉手手”的情形只是民歌里唱的，谁也不敢那么放肆，那么浪漫。

　　最困扰家人的是这桩婚事的彩礼——720元，得在嫁娶前交割清。当时的彩礼少则500元，多则1000元，我问的媳妇价码居中。冰天雪地我挑一担百十斤重的柿子去20里外的城里叫卖，一毛钱4个，鸡叫出门，赶黑回家，得款3元左右。一头猪，母亲从春喂到冬，赚钱百元不到。一个劳动日10个工分，每个劳动日3毛7分钱，年底分红时扣除口粮钱剩不了百八十块。算算这笔账，彩礼便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千人一理，行情在市上，谁也怨不得规矩——大人欠娃的是一个媳妇一间房，孩子欠老人的是一副棺木，这是乡里人的规矩。我明白其间事理，但受心理压力的影响，难免有迁怨对方的时候。

　　不久后我当了一家水泥厂的开山矿工，月薪34元，省吃俭用，总算清了彩礼。两年后，我到西安上了大学，一餐饭想多吃一个5分钱的馍也成了奢望。我过年去给未来丈人拜年，想讨个费用，每次得到的不过一二十元，觉得很扫兴。这又让我难免迁怨于无辜的“小辫”，甚至在我幼稚的心里有一种抵触“买卖婚姻”的冲动。“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认为不是说我，但我还是心虚。如何了却这桩婚事，成了我的心病。老实说，此时的我并无其他对象，来往的女子中，我不奢望与她们发展关系，主要是我自卑，只因为我不是城里人。同学中，谁的父亲是个股长，他都敢来吓唬我。于是，我们这些乡巴佬也就穷则思变，誓死改变人生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