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爸说，你还小，在家写作不现实，还是应该去学校学习。要是觉得中学课程没有意思，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大学旁听。听说有些大学开设了作家班，我托人打听一下。

　　我于是先去了看书的那所大学旁听，搬个桌子就进了历史系的教室。同学弄不清我什么来头，也不问，只是有次我说起害怕蠕虫，同桌那个男孩说，我以为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你害怕的呢。我和他接触不多，我在他心中如此勇敢，大约与贸然出现有关。

　　如是过了大半年，有天我爸下班时，带回一个信封，里面是复旦大学作家班的招生函，我爸说，他已经联系过了，可以入学。我们这两天就出发吧。

　　我们是在第三天出的门，那是我一生里坐过的，不，站过的最拥挤的火车，甚至不能将整个脚掌着地，更要命的是，随时会有售货员推着小车穿行而过，两边的人压缩再压缩，有人就踩着椅子旁边某个可以搭脚的地方，悬空而立，售货员倒愤怒起来：“那里怎么可以踩？你看你像只蝙蝠。”

　　天亮时我们下了火车，坐公交车来到复旦大学，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我爸带我来到宿舍，帮我安置了一下，便匆匆离开，奶奶身体不好，他当晚就要赶回。

　　那晚，对着窗外的风，我哭了。一方面是对在火车上受罪的父亲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对于像夜色一样深不可测的未来的恐惧。在家乡小城时，我可以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只是个预备状态，现在，人生正式启动，我要赤手空拳打出天地，于穷途中开一条道路，我没有信心一定能做到。

　　寝室里住了6个女生，有学英语的，有学计算机的，还有两个作家班的同学，都是文化局和作协的在职人员。每个人都像蚂蚁，目标明确地忙着自己的事，我因此看上去非常奇怪，很少会有人真的将自己当作家来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