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事，还发生在《煎饼侠》的剧组中，我第一次做导演，特别羡慕别的导演都有监制。监制会提出很专业的意见，帮助导演完成作品。

　　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很悲情。

　　导演团队是我自己组建的，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之前投过简历给我，对电影毫无经验，但是非常有热情，肯做最脏最累的活儿。我还远赴香港，找到一位在业界帮助过很多人的专业人士，他自己已经是成熟的导演，已经很久不做副导演了，我求他帮我。他来了。

　　电影开拍之后，可能是因为地域文化差异，香港导演的工作开展得并不如预期顺利，有工作伙伴很心疼我。

　　他们让我把自己从香港请来的副导演换掉。但是作为我这样性格的人，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件事的。

　　那个时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所有的人都心明眼亮，让我必须做出这个决定，我觉得自己被孤立了。

　　我的工作团队先于我，和香港的导演沟通说，请您回去吧。香港导演给我发了一条长长的微信，要和我再好好聊聊，我握着手机看着这条微信，很想回他说：好，我们聊聊。

　　但我周围的人说你不要回，你一回就一定要聊，一聊你就一定会心软。

　　我没有回他，那个副导演从北京回了香港，我的这一举动在大家看来是一种霸气，是敢于对不合适的人说不，被所有人称赞。接下来的工作气氛又重新回到了正轨。但那几晚我是持续失眠的。

　　我到现在都觉得对不起那位导演，他也同样为《煎饼侠》做出了很大贡献，只不过是否适合是更重要的事。

　　写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说我曾经历过多么纠结的时刻。

　　而是我想起，我可以狠下心请香港导演离开，但团队中有个第一次做电影、一腔热情多于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他陪我走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