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二胡开始在江南流浪，我只知道当如水的月色漫淫深秋桂子，稠密的细雨婆娑河边芭蕉的时候；当多情的晓风掸拂台门石桥，散漫的炊烟缭绕乡野谷场的时候，二胡的流浪便开始了。当流浪的二胡宿命地遇上那个人，它的流浪被无端地浓缩聚焦了，被无限地扩散放大了。那个叫瞎子阿炳的人，像一个巫师，二胡遇上了他，从此便再也停不下流浪的步伐。

　　《二泉映月》的音符如泉眼汩汩泅漫，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该是一种无奈；《病中吟》的曲调如泪水缓缓流出，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分明是一种悲凉；《良宵》的节拍如思念浓浓笼罩，我们知道那流浪着的更是一种彻骨的沧桑。不是二胡流浪、音乐的流浪，那样的流浪是一个灵魂的流浪、一方水土的流浪，那样的流浪是一个时代的流浪、一个民族的流浪。

　　流浪的二胡总在催生众多的流浪的心灵，催放众种文化的魂。流浪的花，阿炳便是一个极致。然而在江南，在青石小弄台门深，乌瓦粉檐廊棚长，遍地市肆的江南，在春草池塘蛙鼓稠，莺雏声里碧禾浓，处处乡野的江南，类似因了二胡流浪的心灵和生命又何止阿炳呢？

　　在我的故乡，四岁失明、自幼父母双亡的孙文明，十二岁时便从故乡的曹娥江边出发漂泊江南，颠沛流离中，他的二胡声响彻了大半个江南。《流波曲》《四方曲》《人静心安》，使他由一个民间流浪艺人，走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讲授二胡的讲台；而流浪了一辈子的孙文明，最终还是积劳成疾地客死于上海奉贤。从阿炳到孙文明，到江南市肆和乡野里众多生生灭灭的流浪的灵魂，我们伤感地承认，在江南丝竹中，二胡也许最具有悲剧性格，这悲剧是因了二胡那注定属于流浪的本性，还是因了那太多的流浪灵魂的挥洒？　　一方水土的精灵，一盈风情的血脉，器乐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魂魄。而流浪，不只是一种悲苦和困顿，一种沧桑和无奈，更是一种忍耐和坚韧，一种奋进和抗争，它是生命另一种鲜活的姿态，这种鲜活的姿态永远都不能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