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７年，她在我的一张《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请柬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说真话，干实事，做一个真诚的人。”巴金也为我在这上面题了一段话：“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写，只是因为我的感情之火在心里燃烧，不写我就无法得到安宁。”我想，这两句话，实际上可以一起用来概括晚年冰心的特点。

　　的确，晚年冰心在精神上与巴金是相知相通的。每次去看冰心，她都会提到巴金。有一次，她拿出一个蓝色的盒子让我看，说它专门用来放巴金的信。她和巴金的这种诚挚友谊，不只是因为他们有着几十年的交往，更因为晚年他们对历史有着相同的反思。在如何真诚地做人方面，他们也有着同样的追求。我想，他们在精神上从来没有孤独过。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激励，显然感到有一个重要责任，这就是如何总结历史教训，不让“文革”悲剧重演。

　　１９８６年我请冰心为我编的《孩子心中的“文革”》一书写序，她写道：“李辉同志送来十几篇《孩子心中的‘文革’》要我作序。刚好前几天有位上海朋友给我寄来《新民晚报》上发表的巴金的《二十年前》，讲的也是‘文革’中的个人经历。一位

　　８０多岁的老人和１００个孩子笔下的‘难忘一事’都记载着文化大革命中万民涂炭的惨状。”在这篇序的最后，她这样说：“孩子是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只要他们把自己的‘难忘一事’永远铭刻在心，英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的‘既无法律，又无规则，由单独一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心情领导一切’的史无前例的怪事才不会重演!”

　　晚年冰心便是以这样的历史反思态度，表现出一个智者的透彻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