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无奈下，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说的还是那句：“我过去看看。”

　　说实话，我没想过两家父母会以谈判的形式完成了第一次见面。父亲一上来拿出了撒手锏，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摆在桌上，说：“少军那儿有多少，我不太清楚。我退伍的安置费和这几年攒的都在这儿了，一共4.6万元。多了，真没有。但是我想说，我是个军人，我这辈子教给我儿子，就是个正字。小婷肯嫁，我保证她不受委屈。少军要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我就先削(打)他。”

　　小婷的母亲听完了，接不下话。但一直不说话的准岳父却说：“那就这么定了吧。”

　　那天两家做了个互换的决定。小婷的父母拿出一套房子给我们，买车的事以后再说，父亲的存款用来装修买家电，剩下的，我和小婷自己筹。

　　从小婷家出来，我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说：“爸，谢谢你啊。”

　　父亲却一直黑着脸，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就买了车票回鞍山。临上车前，他忽然对我说：“爸这个人性格不好，在社会上挣不到什么钱。你娶个媳妇，还得住到人家家，委屈你了。”说完，他重重捶了我肩膀一拳，转身上车了。

　　我结婚后，父亲几乎很少来上海，我也很少回去看他。后来我开了家小公司，生意最风光的时候，曾准备订机票接父亲来上海玩，可他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说：“少军，有钱也别乱花，你还有孩子呢，将来那是无底洞。”

　　小婷说：“我感觉你和你爸不是很亲呢。”我毫不掩饰地说：“是。我活的前12年里，有他没他一样。16岁上高中开始住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四五年。”

　　其实，如果再细分下来，我和他共处的四五年里，有一半时间无话可说，一半的一半他在教育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他在揍我。记忆里，足够温馨的片段，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