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想法

　　2004年9月，杨爱芳又接到一个来自湖北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是她湖北的堂兄陈松林。

　　陈松林说，就在前不久，喻文松的儿子喻璋收到了中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拿不出一分钱交学费，这事被媒体报道后，很多人出手相助。现在喻璋就要带着捐款去长沙报名了。

　　这个世道是怎么了?还有人捐助杀人犯的儿子!放下电话，杨爱芳的心理严重失衡了。

　　她从汕头赶到松滋，在汽车站成功截住正准备去长沙的喻璋。众目睽睽下，她抓着喻璋的衣襟，一边号啕大哭，一边要求他支付一直未支付的法院判决的3万元民事赔偿。

　　17岁的喻璋看起来斯文有礼。他很诚恳地说：“阿姨，我不是不赔，请您给我一点儿时间。我上学后会多打几份工，挣钱还您!”

　　只差一点儿，杨爱芳便脱口说出一个“好”字了。但转念一想，他是仇人的儿子，自己不应同情他!他明明得到了捐款，还装出一副没钱的样子……她用力抓着喻璋，说什么也不放手。最后，喻璋掏出7000块钱还给了她。

　　之后，每每想母亲想得难受时，杨爱芳就会态度恶劣地给喻璋打电话要钱。在她的催促下，喻璋也陆续打了几笔钱到她账上。在她看来，找喻璋要钱，要的不是钱，而是一种发泄、一种解脱。

　　冷静下来时，杨爱芳也会问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毕竟喻璋是个孩子，还在求学阶段，毕竟他跟自己一样，也是受害者……但每每想到这里，又会有另一个想法冒上来：不管怎么样，他是仇人的儿子!

　　2005年9月，杨爱芳收到了喻璋打到她卡上的最后一笔钱，还接到了他的电话。喻璋用近乎咆哮的声音说：“我们现在两清了，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你!”杨爱芳有点儿意外，其实自己更不想看到他。一直以来咆哮的人不是她吗?这次怎么变成他了?

　　两个月后的22日，是吴林秀被害两周年祭日。杨爱芳在堂兄的陪同下，去了母亲坟前祭拜。祭拜完毕，她随口跟堂兄问起喻璋的情况。陈松林满脸鄙夷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个没出息的东西，现在成了街头混混。活该!”杨爱芳觉得奇怪：“他不是得到了捐助，在中南大学念书吗?”陈松林说：“他没去念大学。我听说他当过泥瓦工，卖过保险。现在在赌场里干，还多次进出派出所。”

　　这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杨爱芳失眠了，眼前总是浮现出喻璋的样子。她不能将那个斯文有礼的喻璋和小混混喻璋联系起来。她忽然想到：仅仅一年时间，一个年少的孩子，是怎样还掉那两万多赔偿金的?这个问题让她手脚冰凉，睡意全消——喻璋这孩子的“没出息”，会不会跟自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