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班固才能既杰出，又继承了父辈的学问，所以叙事翔实而语言富有文采。此后史家私撰的史书，才学虽然比不上司马迁、班固，但还不至于象官修的史书那样杂乱。修史好比一个人到别人的家里去，开始周历熟悉他家的厅堂、寝室、坑厕和浴室，继而了解知道他家的积蓄、产业、礼节和习惯，时间久了他家男女老少性格气质的刚强柔弱、地位高下和智能贤愚，没有不了解和熟悉的。这样以后，才能裁断他们家的事务。象官修的史书，匆忙修成于众人之手，对参与修史的人无暇选择他们才能是否适宜和职事是否熟习，这就象招呼一个过路人来与他商量家中的事一样。我所以要辞去明史馆的职务而接受邀请寓居于总裁家的原因，只是怕众人分操其事、互相割裂，使一代的治理与变乱、贤人与奸贼的事迹昏暗而不明罢了。”他又说：“史书的难修这种说法是由来已久了呵！不是记事翔实而且富于文采，它的流传是不会广泛的。这就是李翱、曾巩所讥笑的魏晋以后，贤人与奸贼的事迹之所以昏暗不明，是由于没有司马迁、班固的文采的缘故啊。但是在今天则以记事的翔实为更难，原因在于苟且马虎的风气由来已久了，喜欢和讨厌随心所欲，而抨击和称赞也就跟着来了，一个人的事迹，由三个人来撰写，因而他的传记也就各不相同了，更何况长达几百年的历史呢！言论可以歪曲附会来编造，事迹可以凭空想象来虚构，那些传播言论和事迹的人，不一定都是走正道的君子；那些根据传闻而加以记载的人，未必有辨别判断的识见。不去议论世事的得失、鉴别人物的优劣从而完整地看到他的外表和内里，那么我认为是事实但别人受它歪曲的例子是很多的了。我小时候求学于某家，他家有明代的各朝实录，我把它熟读而详记了。长大后游历四方，到旧时官宦人家向老人们请求借读前朝的书籍文稿，考察和询问往事，广及州县方志和各家私撰的记载，无不在搜罗参考之列，但总的来说还是以实录为宗旨。因为实录是直接记载事实和言论而没有什么增删修饰的。根据他所处的时代来考查他的事迹、核对他的言论，公平地考察这些言行，那么这个人的生平始末详情十分中能得到八九分了。但是言论的发表或者另有缘故，事情的开端也许别有起因，而在它流传的过程中可能又有变化，那就非得依据其他书的记载不能全部搞清了。凡是实录中难以求其详情的，我用别的书作佐证；别的书歪曲失实的，我用从实录中得到的材料加以判断，虽然不敢说结论全部可信，但是非被人歪曲的事是很少的了。过去人们对《宋史》已经嫌它繁琐芜杂，但我记述的将比它还要增加一倍，这不是我不知道简约的可贵，而是恐怕后人力求广博而不知应该有所剪裁，所以先走极端，使他们知道我所收取的还有可以删减之处，而我所不取的都必定不是真实的事迹与言论，从而更加不可增益。”

　　明代建文帝一朝没有实录，野史于是有建文帝逊国出亡的说法，后人大都相信。万斯同先生直截了当地判断说：“紫禁城没有水关，所以没有从水关逃出的道理，鬼门也没有这个地方。《成祖实录》记载：‘建文帝合宫自焚，皇上望见宫中烟火四起，急忙派遣太监前往救火，到那儿已经来不及，太监从火中搬出他的尸体，回来报告皇上。’所谓太监，是成祖的太监，怎么肯把建文帝皇后的尸体来欺骗他们的主子？而且清宫的时候，原先被建文帝所亲信的宦官嫔妃逐个遭到毒刑拷问，如果没有自焚的确实根据，成祖怎么肯不下大肆搜捕的命令呢？而且建文帝登上皇位的二三年内，削夺近亲藩王的势力，一点也没有宽恕容忍，以至于燕王起兵攻占京城，自己被迫自尽。即使是逃亡，也是势穷力尽，可以称这为逊国吗？”从此《明史》里关于建文帝的记载办法就决定了。

　　在北京十几年，士大夫们没有一天不来请教，每个月参加两三次讲解学问的聚会，听讲者经常有几十个人。他对于前朝史书的体例融会贯通十分熟悉，指点陈述各史的优缺点，都说中要害之处，即使是刘知几、郑樵等史学家都比不上他。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有表，可《后汉书》、《三国志》以下的史书都没有，刘知几说：“有表说不上有益处，无表也说不上有损失。”万斯同先生则说：“史书的有表，是为了贯通本纪、列传记述的不足，有已写入本纪、列传再在表中加以记载的人物，也有没有写入本纪、列传而因史事牵涉在表中加以记载的人物，表编成之后，本纪、列传的文字就可以省略了，所以表在史书中不可废除。读史书而不读表，不是深入研究历史的人。”

　　万先生康熙四十一年逝世，享年六十。他所著述的《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庙制图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都刻印行世。又著有《周正汇考》八卷、《历代宰辅汇考》八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六陵遗事》一卷、《庚申君遗事》一卷、《群书疑辨》十二卷、《书学汇编》二十二卷、《昆仑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园诗文集》二十卷，我都没有见到。乾隆初年，大学士张廷玉等奉诏令定稿刻印《明史》，用王鸿绪的《明史稿》为基础而加以增删，王鸿绪的《明史稿》一大半是由万斯同先生编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