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渊及其《山谷诗集注》论文(3)

时间:2021-08-31

  中国古代传世之名注本,皆未停留于仅仅对字词、出处和事典的注释,而是由此进一步探索原作者之本旨并阐释文本的真实意义。许尹称赞任渊之注山谷诗:“且为原本立意始末,以晓学者。非若世之笺训,但能标题出处而已也。” (《黄陈诗集注序》) 然而宋季方回在《瀛奎律髓》里批评说:“任渊所注,亦多卤莽,止能注其字面事料之所出,而不识诗意。”晚清许印芳不同意方回的意见,他认为:

  自来注诗集者莫善于施元之之注《东坡全集》,任渊之注《山谷内集》。二君皆南渡初年人,去苏黄两公未远,虽于两公所用典故,未能尽知出处,而于两公时事见闻亲切,证据详审;其注本诠次诸诗,皆仿少陵诗史,用编年体,不分门类。施注苏诗,于注题之下发明诗意。任注黄诗,于目录每条之下,总挈大纲,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此其所以为善本也。任氏之注,于诗中意旨亦能逐处发明。 118 许印芳的意见是较为公正的。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渭南文集》卷一五) 作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任渊《山谷诗集注》刊行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它早于施注苏诗四十余年,而且注释体例对施元之发生了显著影响。任渊推求山谷诗“原本立意始末”,发明“诗中意旨”,因而其注本在学术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任渊为当代诗人之诗集作注释,他执经于黄庭坚,搜集了有关山谷题跋墨迹、各种流传刊本和私家抄本,熟悉黄庭坚的亲友以及当时的文献资料,而且对山谷诗研究多年,于诗意深有体会,故其注本能于更高层面上阐释作品的涵义。

  (一)编年。注释诗集在目录里将全部作品按创作年代编排,编年附以作者年谱,此种体例即使不是创始于任渊,他也是较早成功运用这一体例的注家。在南宋庆元五年(1199)即《山谷诗集注》刊行四十四年之后,黄庭坚之从孙黄□编定《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其中自北宋元丰元年(1078)至崇宁四年(1105)之纪事皆参考并采用任渊所附的年谱。黄□《山谷年谱序》云:“先太史诗文遍天下,而年谱独阙。近世惟传蜀本诗集旧注(任注),援据为详。第循洪氏(炎)所编《退听》之旧,自元丰戊午以上,无所稽焉,观者病之。此固家之子孙不容不任其责。”黄□补充了元丰元年以前黄庭坚的事迹,使山谷年谱成为完璧。黄□编订的年谱基本上采用了任渊对作品的编年及有关的史事,凡引用任氏者大都标明“按蜀本诗集注云”,亦有未标明者。《古诗二首上苏子瞻》,任渊编在“元丰元年戊午,是岁山谷在北京”,《山谷诗集注目录》考证云:

  东坡守徐州,山谷教授北京,初通书并以此二诗寄意,东坡亦有报书及和章。山谷书云:“今日窃食于魏,会阁下开幕府在彭门。”又云:“作《古风诗二章》,赋诸从者。”即此诗是也。以《东坡集》考之,盖元丰元年。“魏”即北京,“彭门”即徐州。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编其舅文集,断自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也。”今从之。退听堂在汴京酺池寺南,山谷作馆职时,寓笔砚于此。

  山谷诗经过编年考证,可以反映出诗人的创作发展过程,突现诗人的创作背景,为理解诗人的思想及其作品的意义提供了史实的依据。任渊的编年具有史事确切和文献详实的特点。黄□编《山谷先生年谱》时曾对编年作品进行全面考订,纠正任氏之误者仅《次韵徐仲车》、《拜刘凝之画像》、《赠郑交》、《戏答张秘监馈羊》、《奉答谢公静与荣子道》、《效王仲至少监咏桃花》、《题李亮功戴嵩牛图》。例如《次韵徐仲车》三首,任渊云:“右三篇元在《紫极观诗》后,诗有‘万里远归来,烦公问健否’之句,盖晚年所作。”据此任渊编在崇宁元年(1102)。黄□云:“此三诗蜀本(任注本)置于崇宁元年,然先生有是年八月间与平仲少府书云:‘审仲车先生弃士大夫不起于山阳,穷居失所,又不幸至此,直使人哀痛也。然仲车好德乐义,不屈其身,耋老好学不倦,以至于尽,在先生无憾矣。’此书宜在荆南,盖有‘至八月大病,几至委顿’之说,政是荆南待命之日。则此诗次,非当时所作。”黄□因此编在元丰三年(1080)。任渊在《山谷诗集注原目》引言里谈到编年问题,黄□订正者即属于“以类相从”而编年的作品。从黄□对任渊之编年的采用与考订,可见它是能经受学术验证的。

  (二)背景资料。任渊开始注山谷诗仅距诗人下世六载,对作品的历史背景颇为熟悉,而又搜集了大量的文献,因而注释作品时提供了很珍贵的背景资料。例如《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斯文吕与张,泉下亦苏醒”,任注云:“‘吕’谓中丞吕诲献可,‘张’谓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天祺。按《实录·王安石传》:吕诲、刘述、刘琦、钱觊、孙昌龄、范纯仁、吕公著、孙觉、李常、胡宗愈、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列变法非是,以次罢去。山谷诗意,谓元祐初召用诸人,而献可、天祺皆前死矣。然朝廷选用谏官,时政一新,亦可伸其愤懑之气于泉下也。献可熙宁四年五月卒,天祺亦相继去。”若无任渊述及历史背景,后世读者很难理解此两句诗意。《叔父给事挽词》第一首“元祐宗臣考十科”,任注云:“‘宗臣’谓温公(司马光)。《汉书·萧曹赞》曰:‘为一代之宗臣。’温公为相,乞以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曰善治财富,公私俱便;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任渊是关注当代社会现实的学者,熟悉本朝政事,故不必引用典籍而是将作品的历史背景加以概括的说明。当这些历史背景消失之后,注家是很难了解某些细节的。

  (三)解题。关于某篇作品的创作环境和作者的主旨,任渊在目录或诗题后均有适当的解说。《戏赠蜡梅》目录后任注云:“京师初不以蜡梅为贵,其得名乃自山谷始。”又于诗篇题后注云:“山谷书此诗后云:‘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花,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工捻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木身与叶乃类蒴藿。窦高州家有灌丛,能香一园也。’《王立之诗话》云:‘蜡梅,山谷初见之,戏作二绝,缘此盛于京师。’”这不仅解题,还为我们留下了蜡梅见赏于后世的历史渊源的线索。黄庭坚晚年作的五绝组诗《谪居黔南十首》是用白居易诗略加改易而成。此种情况当时诗坛已有争议,任渊特为解题云:

  近世曾慥端伯作《诗选》,载潘邠老事云:“张文潜晚喜乐天诗,邠老闻其称美则不乐,尝诵山谷十绝句,以为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文潜一日召邠老饭,预设乐天诗一帙,置书室床枕间。邠老少焉假榻翻阅,良久才悟山谷十绝诗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盖乐天长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自是不敢复言。”端伯所载如此,必有依据。然敷衍剪裁之说非是。盖山谷谪居黔南时,取乐天江州、忠州等诗,偶有会于心者,摘其数语,写置斋阁;或尝为人书,世因传以为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与乐天较工拙也。诗中改易数字,可为作诗之法,故因附见于此。

  这引用宋人诗话对组诗的取材及时人评议作了介绍。任渊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诗法尤有深刻体会。我们且不论任氏之见解是否正确,毕竟有助于山谷诗法的认识。

  (四)诗意。任注在求索字面出处与事典解释之后,往往进而阐释句意并归结全篇之意。关于句意的阐释,例如《次韵寄晁以道》“良为鼻祖来,渠伊为伴侣”,任注引《汉书·扬雄传》后,释句意云:“此句借用,言心为万法之祖,而以道于法喜爱著之深。若曰与心俱生,不可弃去,然不知为法所缚。则有人有法,二见未忘,未免于封执之病。故末句为破除之,使超然独立,不与万法为侣也。”这用佛家禅理阐释清楚句意。《寺斋睡起》第一首“小黠大痴螳捕蝉,有余不足夔怜蚿”,任注引《庄子》后释云:“诗意谓巧诈之相倾,智愚之相角,与此数虫何异,得失竟安在哉?”这从字面进而探究深层的诗意。关于篇意的发掘,《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第一首,任注云:“在熙丰,则荆公为是。在元祐,则荆公为非。爱憎之论,特未定也。”诗作于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卒于此年,虽盖棺而是非之论未定,故黄庭坚发出“真是真非安在”的叹息,从更高的哲学层次看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任注对诗意的概括,使我们愈见诗人思想的深刻。

  任渊是蜀中优秀的学者,他的《沂庵集》虽然佚散,但我们从其少数佚文和代表性名著《山谷诗集注》,可见他具有清晰而深刻的政治见解,在南宋初年即以学术渊博而有国士之誉。任渊注山谷诗是有研究心得的,表现出解读的真知灼见。他不仅解释字面意义,寻求出处,而且在体例方面有所创新,通过作品的编年考证,提供历史背景资料,探究主旨,阐释诗意,以推求原本立意之始末。自《山谷诗集注》问世近千年来,虽然受到不少学者的指责,但真正的失误之处是很少的。它在经历学术验证之后,迄今仍然是中国诗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名注本。注 释

  ①见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页。据任渊《黄陈诗集注序》初稿作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在整理过程中,又见到洪炎编于建炎二年(1128)的《豫章集》,校定编次,后定稿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请蜀帅许尹作序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后山诗注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29页。

  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⑤祝穆《方舆胜览》卷五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⑦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5页。

  ⑧脱脱《宋史》卷三○《高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津逮秘书本。

  ⑩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五四,民国排印本。下文所引《重修先主庙记》、《双流县城隍庙记》等均引自此书。

  1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第1905页。

  12今存任渊所编《山谷精华录》,舛误极多,夹杂后人言辞,疑其非任渊当时所编。

  13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五;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五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作《訢庵集》,《文献通考》卷二四○作《訢庵集》。

  14黄庭坚《论诗作文》,《山谷别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15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7页。

  16此句引文见宋人袁文《瓮牖闲评》卷五,原文为:“任渊解黄太史诗,改《磨崖碑后》诗‘臣结春秋二三策’一句作‘臣结舂陵二三策’,引元次山《舂陵行》为言,此固一说也。然余见太史亲书此诗于磨崖碑后者作‘臣结春秋二三策’,讵庸改耶?”钱氏所引乃述意。

  17《山谷别集》卷一五,四库全书本。

  18《送顾子敦赴河东三首》,见方回著、李庆甲整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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