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害赔偿案二审答辩状(2)
时间：2021-08-31第三，上诉状用四个故事来证明勾某的杀人行为源自勾某的服务行为，因而得出驾驶员服务行为导致吴晶晶被害的结论。这个观点不能成立。
具体说明如下：
首先，上诉状中所述的四个事实并未交待该事实的出处，而且没有一句完整的引用，均为片言只语，而是按照上诉状的目的而选择性引用。这种事实的论证显然缺乏真实性与科学性。
其次，从具有权威性的两次刑事判决认定的勾海峰犯罪事实来看，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刑事判决和裁定，均没有上诉状中描述的事实。相反，刑案的事实调查已经充分证明了上诉状中描述与事实不符。例如，上诉状中称被害人与勾海峰双方“发生扭打”，而省高院(xxx5)浙刑一终字第167号刑事裁定书认定：“案内材料反映被害人平时胆小且性格内向，尸检报告亦未发现有严重打斗痕迹。勾海峰上诉称其因服务态度及车费问题遭被害人辱骂、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而杀人，不仅没有证据证实，而且与本案实际不符。”
再次，上诉状中描述的事实几乎全都是未得到认证的勾海峰单方供词，而勾海峰的供词要么没有任何佐证，要么已经在刑事案件中的法庭调查中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据此论证，显然不足为据。
例如，上诉状中称：“吴晶晶在遭受惊吓后，要求勾海峰开慢一点、稳一点”;“结合自己(勾海峰)几天前的车祸已花了10000多元仍未处理号以及自己这几天与女友吵架等不良心情”;“车门无法打开，致使吴晶晶在车上继续‘唠叨’”，以及“勾海峰又强行伸手欲将吴晶晶从车上拉下，遂发生扭打”等。这些描述均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佐证。而且，勾海峰的供词中对受害人的描述诸多地方与受害人的家人、亲戚以及同学对受害人的言谈举止评价恰恰相反，也从侧面表明勾某供词的不可信。至于社会上对本案事实的各种叙述都无法否认经过质证而认定事实。
可见，上诉状将已被法庭调查否定的事实以及无任何证据为佐证的凶手单方的供词作为支持其上诉观点的依据，显然其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依照上诉状中所描述的四个事实无法得出“驾驶员服务行为导致吴晶晶被害”的结论，进而也否定了勾某杀人行为与其履行职务行为之间存在内在联系。
二、关于雇主责任的法律理解问题
第一，雇主责任的确属于替代责任，且不以雇主是否有过错为要件，但并非如上诉人所说的“雇主即等同于雇员”，也不能简单地说“雇员侵权就是雇主侵权”。毕竟，雇主和雇员具有相对独立性。正因如此，法律规定雇主替代雇员承担责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从事雇佣活动”。
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上诉人将雇员的侵权行为无条件地等同于雇主的侵权行为的观点，与现行我国法律规定不符。
第二，上诉状用雇主理论中的“利益归属原则”来论证雇主应当替雇员承担责任，但必须注意的是，该观点的前提是：雇员只有构成“从事雇佣活动”发生的侵权，才谈得上雇主承担替代责任。然而，前述观点已经充分证明勾某的侵权行为不是履行职务，也与其履行职务无内在联系，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情形。
如果上诉状中所述的雇员行为等同于雇员行为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被上诉人就不是简单的民事侵权人了，而是地地道道的犯罪分子了。因此，雇主责任作为替代责任必须考察其适用的条件。
三、关于被刑事判决否定的事实是否能成为本案认定的事实
第一，刑事判决、裁定对“勾海峰上诉称其因服务态度及车费问题遭被害人辱骂、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而杀人”明确认定“不仅没有证据证实，而且与本案实际不符”，而不是象上诉人所称的“事实未予确认”。如此明确的认定，难道还不足以将该因车费及服务态度而引起杀人的事实予以排除?!难道民事案件就可以无视法律事实吗?!相信所谓的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不可能是指将已经证明了的事实予以相反解释的论理。
第二，上诉状始终把凶手勾海峰的供词当作十分可靠的证据，并且认为，勾海峰在审查起诉、法院审理过程中，“均有稳定的供述，’而且引用勾海峰的话来佐证：“至今天这个地步了，没有必要说假话”。事实真的如此?凶手勾海峰究竟有没有说假话?是否真的可信?
例如，省高院(xxx5)浙刑一终字第167号刑事裁定书查明：勾海峰称其与吴晶晶发生激烈争吵，吴晶晶大声指责他，后两人又发生互打。结果，无论是证人证言还是受害人的平时一贯的为人出世，及其尸检报告都勾的供词不符。而且，从常理看，勾某在犯罪后，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避免法律的严惩，从而将其犯罪行为的原因推给受害人，从而造成一种受害人也有过错的假象。为此受害人的亲友、同学也在不同场合对勾某口角之争提出过异议。答辩人认为，相比于勾某的单方供词，此种观点更具真实性。
第三，上诉状认为，“从民事审理的角度出发，当事人的‘自认’就足以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而无需其他证据加以证实”，“且可以自愿承责换取裁判结果”。这个观点显然混淆了本案与刑案当事人的主体身份。上诉状的观点违背了一个基本事实——勾海峰不是本案的当事人，何来民事审理中的“自认”?又如何“自愿承责”?
综上所述，勾某杀害他人生命的犯罪行为，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它既不属于被上诉人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而且，其外在表现形式也不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其与履行职务行为之间也不存在内在联系。上诉状中所述的事实仅以凶手勾某的供词为依据，且与事实以及法院生效判决裁定不符，更不属于自认。因而，一审判决是正确的。 鉴于以上事实与法律，敬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此致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倪xx
代理人：吴xx唐xx
xx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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