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抗效力

　　如果说公示力是法律对信赖公告或登记内容的善意第三人的保护，是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来讨论章程登记的效力，那么对抗力则是公司以其已登记的事项来对抗第三人，是从维护公司利益的角度论及章程登记效力的。但由于公司章程自治规则性质，虽经过登记，其对抗力还是要受到限制的。笔者认为，在第三人能够证明自己有正当理由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司章程的对抗效力不及于第三人;在第三人交易时知道对方公司有违背章程的情况，而继续交易的，视为主观恶意，公司章程的对抗效力及于第三人。此时，如何区别善意和恶意使成为关键。通常情况下，区别善意与恶意的标准在于对方是否尽了适当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的高低，一方面要考虑到上文所说的章程的自治规则性。如司法实践中，公司越权与第三人进行交易，一般情况下公司不能依据章程没有授权而对抗第三人，除非第三人在交易时明知公司无此交易权，这里，对第三人的注意义务要求就很低。另一方面，要考虑公司的组织形式。一般来说，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规模较股份有限公司小，所以涉及的业务标的额较小，交易流转较快，数量也较多。而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往来的标的额往往较大，且公司各项信息透明度较高，交易相对人出于自身的利益安全，理应对公司情况有更多了解。

　　公司章程的对内效力以内部化视角解释了公司章程的制定主体和效力来源，此采契约论在公司内部形态和运行机制上有较强的解释力。而对于公司章程的对外效力以外部化视角强调了公司章程的整体效力和权威地位，使公司章程的对外效力的规定更能体现自治法特性。

　　二、对公司章程性质的再界定：新折衷说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公司章程同时具有自治性和契约性的双重属性。同时，笔者进一步认为，在面对不同法律关系的契约性与自治性有着不同的适用力和解释力。为行文方便，笔者权且称之为“新折衷说”，即在以公司章程调整和规范股东与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时，契约性的适用力和解释力更显突出;在以公司章程调整公司治理机制、公司内部管理制度问题时，自治性更有适用力和解释力。析言之：

　　(一)公司章程是股东与公司、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契约

　　首先，从公司章程的产生历史分析，公司本质上是一种资本集中和风险分担方式，它为各个投资者进行资本积累、经营管理和责任分担等方面的合作提供了一种机制。公司是一种实体，但它只是一种形式性实体，其内容和灵魂却是该实体背后各个投资者(股东)趋利的一致和对于投资利益和风险分配的合意。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公司是一种私人意愿磨合的结果，而非政府命令的结果。记录这种磨合内容的契约随着公司的发展也在变化，其中较重要的反映公司基本内容的条款经常被投资者在契约中明确加以约定，如公司的名称、住所和经营范围、股东的权利义务等，这些条款后来便逐渐发展为公司建立契约中反复使用的一些比较固定和标准的条款，形成今天公司章程的法定内容，因而公司章程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合意，具有契约性。

　　其次，从对违反章程行为的救济方面考虑，承认公司章程的契约性，也更有利于股东、公司及其相关者利益的保护。如认为公司章程具有契约性，则当股东权需要救济之时可以提起违约之诉，追究违约责任。一般认为，除法律有明确规定外，一般以过错作为构成要件，从减少败诉风险考虑;违约之诉更有利于保护股东利益。此外，承认章程的契约性也增加了违章救济的便利性，如在股东出资瑕疵情况下，则股东和公司均可提起违约之诉，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公司的直接利益，也有利于保护股东的间接利益，更有利于保护公司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二)公司章程是公司治理的自治法

　　对公司章程自治的范围，我国公司法中用了以下几种方式予以明确，一是先明确了公司章程的效力范围，如《公司法》第11条明确了公司章程效力范围，“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二是公司法规范以明文规定授权公司章程自治事项。比如在第12条明确，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将公司经营范围的决定权完全交给了公司章程。《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原《公司法》规定公司的代表人只能由法律限定于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经营的要求，还容易导致董事长的专断。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确定应属于公司内部事项，新《公司法》还权于公司章程。再如《公司法》第3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红利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除外，给予股东更大的自治权利。《公司法》第167条第4款规定，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承认了章程自治的规范优先于法律规定。另外，对于新引进的累积投票制，鉴于其利弊共存，《公司法》作了任意性规定，其第106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三是概括性规定的自治范围，比如《公司法》第2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即明确股东可以在章程中记载其认为需要记载的其余事项。四是用强制性规范排除了允许章程自治的范围，如对章程修改条件的强制程序性规定。

　　通过上述诸种方式，《公司法》明确了公司章程自治的弹性与限度，这一方面使得各公司可以依法形成自身独特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由于相关自治范围是由《公司法》予以规定的，基于法律的推定知悉效力，公司章程的自治也在一定程度增加相对人的注意义务，进而使公司在特定情境下可以基于公司章程的规定而对抗相对人;同时，公司相对人也可以基于对公司章程中已登记的自治记载事项的信赖而对抗公司的真实情况。所有这些，都使得公司章程大大突破了契约的相对性而具有了某种“法”的色彩，是为“自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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