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严峻性主要表现在：

　　1、文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过去几百年的历史上，对我们撒拉族先辈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一定的经济基础是生存的基本前提，故发展经济、吃饱肚子成了基本的任务和主要的生活内容，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从事太多的文化活动。

　　而改革开放以来，撒拉族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成倍提高，衣、食、住、行、用的档次越来越高，我们的闲暇时间更多了，然而，文化并没有因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得到相应的发展，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即一头轻一头重。

　　我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围绕着一个字即“钱”打转转，我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有钱的快乐，处心积虑地策划着赚钱的办法，生活似乎只有一个内容：拼命地挣钱，拼命地花钱，换言之就是吃喝玩乐，在闲暇时间，我们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只有到饭馆吃一顿山珍海味，才能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才能证明我们生存的真实，渐渐地，我们这个民族中的一些人不知不觉地成了“经济动物”，只认钱，不认别的，什麽文化、文学、哲学、历史、宗教、诗歌、书画，凡是精神领域的东西，与我无关，一概不感兴趣(当然对能转化为金钱的专业如交通、金融、工程等又另当别论)，对再美的作品，再震撼人心的文化产品，都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只有金钱才能刺激我们麻木的神经，才能激活我们僵死的细胞，才能使我们热血沸腾，心花怒放。我们津津乐道的是有钱汉的事情，如谁家挖金子赚了几万，谁家包工程赚了几十万，谁家做买卖赚了几百万。

　　而把那些仍然执著于文化事业的人当作另类，视为疯子，甚至把那些辛辛苦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的教师，哪怕是优秀教师统统看成是没有出息的人，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一所好的大学，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但我们对培养我们孩子的老师却不屑一顾，缺少一种起码的尊重，我们习惯于向有权有势者“纳贡称臣”，不惜重金，却舍不得给老师送一点水果，哪怕打一个电话说一声“谢谢”。在我们的消费结构中，用于吃喝玩乐和请客送礼的花费占相当高的比重，而用于购书和其他文化产品的花费则微乎其微，我们懂得用名牌服装来包装自己，却不知道用文化来“武装”自己，我们只能以脸色的红润来掩盖心灵的苍白，只能用肚腹的饱满来掩盖大脑的干瘪。我们中搞行政管理的有几个研读过行政学书籍?搞经济管理的有几个研读过经济学书籍?搞社会管理的有几个研读过社会学书籍?搞城市规划和市政管理的的有几个研读过建筑学和市政管理学?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偶有一两个爱读书的人则被当成傻子而成为我们讥讽的对象。

　　人不是天使，不可能没有物质需求;人也不是动物，不可能只满足于物质需求。造物主造化的人有两种需求，即物质和精神，可是，由于受到物质享受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导致了我们身上的两种需求中的一种需求支配着我们，从而使我们自身失去了平衡，处于需求紊乱、理智迷糊和行为失调之中——得了精神分裂症，成为畸形的人。因此，经济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财富得到了空前的积累，物质生活有了空前的改善，但我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地增加，烦恼和不安反倒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