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查结果描述与分析

　　本次调查访谈了名下岗职工，现将他们的情况描述如下，以便之后的具体深入分析。

　　(一)自然状况：

　　名访谈对象的平均年龄为岁，其中名的年龄在—之间。这同既有的有关下岗职工调查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即下岗职工以中年职工居多。他们多出身于工人家庭。就家庭结构而言，户为主干家庭，户为单亲家庭。名下岗职工的平均家庭人口为人。在所有个家庭户中，双下岗职工有户，家庭成员有严重病症的有户。另外，他们的学历层次均较低，除了个别受访者有高中及以上文凭者，其余学历均低于高中。这同全国各地下岗职工群体文化层次偏低的调查结果也是相一致的。

　　(二)职业状况

　　下岗之前，大多数职工职业经历单一，仅从事过一种职业或一份工作，而且多为一线工人，没有专业技能和专门技术。不过，其中两个特例，下岗前他们从事过多种职业，拥有较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可能同他们学历层次较高有关(一个拥有大专文凭，另一个为大学毕业且是工程师)。

　　下岗之后，实现再就业者并不多，只有人，其中人在街道办事处任居委会主任;另外人均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是经营小食杂店，或者是开办小修理铺，至多经营商场的小摊点或贩运蔬菜和水果。半就业者有人，多为做临时工或打零工。下岗至今未曾有任何形式就业(就业或半就业)的达到人之多。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他们文化水平偏低，没有或缺乏专业技术和技能有关。另外，他们中的所有都未曾有过再就业培训，这可能也影响着他们成功地再就业。

　　(三)家庭经济状况

　　收入方面，收入来源单一且数额较少，相当多的家庭靠做临时工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来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个别家庭甚至仅靠原有的数量不多的存款来维持生计，尽管也有不少家庭从事个体经营，可是，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加上各种税费较高，而且又是小本经营，因而他们能获得的收入也甚微。总体看来，下岗职工家庭收入结构单一，收入数量小且稳定性低。

　　支出方面，在名访谈对象中，基本都有支出包括：基本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有的家庭还得缴纳房租，部分还有市场经营方面的税费。而且，通过访谈记录可以看到：户家庭中，户的教育费支出达到了每年元及以上，有的家庭因为有孩子上大学，教育费支出甚至高达元;户家庭因家庭成员身患重病而致使家庭医疗费支出突破千元甚至万元大关!对于受伤的户家庭而言，尽管他们的恩格斯尔系数大多都在以上，但是他们真正的支出危机在于一次性支付子女教育费和家庭成员医疗费方面。

　　收入和支出联系起来后，能维持收支平衡的下岗职工家庭比较少，能维持的也只是勉强维持，穷于应付而已，这还要在家庭无大事件(如子女升学、家庭成员患重病或其他)发生的条件下才能预期。受访者中，多数家庭(户)出现靠亲友资助或借债维持家庭支出的现象。

　　由此可以看到，下岗的发生同生活水平下降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收入结构单一，经济来源没有保障;而另一面，支出结构却是多样化的，还不是一次性巨额支出，下岗职工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四)享受社会保障情况

　　接受访谈的名下岗职工中，下岗前部分职工还能预期享受医疗、养老保障，因为单位在为他们缴纳保险费，自己有工资也能支付起保险统筹。可是随着下岗的发生，同原单位联系的中断，原所在单位或者不再或者因各种原因而没能力为职工缴纳保险统筹，对于失业保险，访谈对象大多数表示不知道，更不用说享受，尽管他们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由此看来，他们基本上不享受失业、养老和医疗保险，个别下岗职工可能自己买了养老保险。职工下岗后，原所在单位基本上不过问职工生活保障方面的事情，能给下岗职工生活资助的也不多见。在访谈中，只有名下岗职工提到还能从原单位领取补助，但这种现象没有普遍性。尽管下岗职工未享受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也未能从单位获取任何保障，但是，他们都普遍已经享受了政府提供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户家庭，有的家庭或早或晚已经领取了低保，纳入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

　　综合来看，在社会保障方面，下岗职工的主要保障渠道是政府，单位和社区能提供保障的只是少数，不具有普遍性，而且数量小且未制度化。对于至今仍未纳入低保范围的下岗职工而言，可能生活保障预期会很低，将处于高度的生活风险和社会风险中。

　　(五)社会心理走势：

　　⒈利益损失感强烈，对改革产生消极看法。

　　“改革开放只是富了一部分人，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如下岗职工，日益恶化，我自己目前就只能维持温饱。”(仲姓个案，女，岁，年从二道区粮食部门下岗。)

　　“假如不改革就没有下岗，人人都能维持基本生存，但是，改革却使一部分人陷入贫困”，(宋姓个案，男，岁，年因企业效益差不得已而下岗。)

　　“……为什么公务员的工资一涨再涨，而下岗工人的基本生活都不能维持，企业破产了，欠银行一大笔贷款，但是，领导却个个都发了、紫了……”(高姓个案，男，岁，年从水利机械厂下岗。)

　　“……市场经济改革形势不好，带来太多的不良影响，引起大量人员下岗失业，影响社会稳定，可能会导致社会暴动……”(吴姓个案，男，岁，年从厂下岗。)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转型，改革已经难以使所有人普遍受益了，下岗职工被甩出体制内保障之后，加入了利益受损的社会成员行列。与以前的境遇相比，现今的处境无疑让他们产生重要的利益剥夺感。由此引发开来，他们自然把利益受损的责任归于改革。在今昔对比中，对改革的消极看法便产生了，改革在他们眼中成了诸多消极社会现象(如贪富分化、下岗失业、人际关系紧张，甚至个人生存困难)的罪魁祸首。

　　⒉强烈的增收欲望与严峻的就业压力相冲突加重心理挫折感。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挣点钱，我家姑娘今年考入了吉林医学专科学校的护理专业，每年要缴多元的学费，这笔钱靠亲戚资助大部分，而我自己出了小部分，直觉得自己很没用。但是吧，尽管我尽力想找活干，不管干什么都行，可是，现在有多难啊……”(刘姓个案，女，岁，年的从朝阳区一家建筑公司下岗)

　　接受访谈的人中，相当部分都有数目较大的一次性支出，他们有强烈的增收欲望和想法，总是在想方设法找份工作，那怕是打零工、做钟点工都可以。可是，现在劳动力供求严重失衡，一个工作岗位有很多人在应聘，加上这些下岗职工自身条件不是很占优势，甚至处于劣势，就业压力自然很大，一方面想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却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其结果只会是加重下岗职工的心理挫折感、失败感。从上述刘姓个案的言谈中所使用的字眼，不难感受到这一点，随着下岗时间的延长，要是一直不能成功再就业，下岗职工的挫折感完全有可能日益加重，严重的可能朝反社会情绪方向发展，甚至会发过激行为。

　　⒊对政府既心存依赖，又不信任，甚至是丧失信心。

　　受访对象中的相当部分人，认为自己没有技术、年龄偏大，靠自身努力实现再就业比较困难，因而指望政府能给自己提供就业机会。这显然是自身因无能和无助而引发的“等靠要”的行为取向和主观诉求。

　　“……出身于农村，文化水平低，年龄又偏大，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而且目前经济形势不好，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长期工作……没有文化，没能力，摆脱困境只能靠政府指条活路了，自己是没法解决的……”(董姓个案，女，岁，从玻璃纤维厂下岗)

　　有部分受访对象直接指责某些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对政府有关政策等也透露出不理解、不信任的心态，有人甚至称国家为“狼的国家”，称社会为“狼的社会”，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狼与狼的关系”!

　　对政府既依赖又不信赖甚至丧失信心的矛盾心理同时并存于一些下岗职工的身上。

　　“……我一直尽心尽责，努力工作，但是微薄的收入使我没有了信心，政府根本没人管下岗职工的死活，对政府我也丧失了信心，……目前生活过得挺难的，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们下岗职工指出一条活路。……”(仲姓个案，女，岁，年从二道区粮食部门下岗)

　　“下岗是不合理的，因为上班时有保障，医疗养老都有保障，我现在很愁老了以后怎么办?……在困难时，根本没想过从政府中得到帮助，觉得政府离我挺远的……希望政府多关注弱势群体，以前没感觉到政府什么的，这次低保，才感到一点点温暖，政府做得太不够了。……”(刘姓个案，女，周岁，年下岗开食杂店)

　　通过仲姓、刘姓两个个案，不难看到，下岗职工对政府的态度、看法取决于自身的利益关系，如果政府能给予自己帮助或自己需要政府帮助，那么这就能拉近同政府的关系，甚至对政府存有依赖心理;相反，如果自己无所求于政府，或政府没有给自己好处，那么，“政府离我挺远的”。依赖的一面，可能反映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中，下岗职工思想中仍存有计划体制的“等靠要”的观念;而不信任的一面，则反映出人们独立意识增加，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这种矛盾心理，明显的具有体制转轨的时代色彩。

　　⒋对社区的认同感较高。

　　“干粗活可以，我也没技术，只能做些零工，年龄也大了，我不信任中介，一般是邻居介绍，在社区周围安全感，许多中介也不知道……(刘姓个案，女，多岁，年下岗现开食杂店)

　　“……单位上没有人能给我帮助，有什么困难宁可到社会上去，因为原单位也很穷，不能向领导开口要什么，也给不了什么，我不会去求他们……现在社区方面排扰解难做得很好，也会向居委员求助，这些主任我信得着，工作也很热心，如果他们唯我独尊的话，我还是会远离他们的……”(赵姓个案，岁，女，年下岗)

　　“……社区挺好的，社区的人了解我们的困难，给我们低保，要么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我想我是不会自己来要，也不知道低保这回事……”(刘姓个案，女，多岁，年下岗现开食杂店)

　　通过上述三个受访对象的讲述，不难看到：社区居民之间相互帮助，社区领导热情社区居民服务，借助这些形式，社区居民对单位的留恋已减少，而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同时增强，因为“在社区周围有安全感”。这表明，人们不仅仅从体制上正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而且在心理上也经历着“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对社区的认同感增强。

　　⒌对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念念难忘，同时独立意识较强。

　　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城市居民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都由其所在单位给予全面保障，而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行和深入，大量职工纷纷下岗，工人从 “单位制”中被甩出来。一夜之间，所拥有的一切都化为乌有，福利没有了，医疗没有了，养老不知该指望谁了，更关键的是收入来源也断了，一前一后，两个世界，两种待遇，强烈的心理反差，使得下岗职工依然留恋着“单位制”计划体制时代。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下岗职工的利益损失感、被剥夺感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从而加深他们对旧体制的观念。在所调查的名对象中，依然能看到这点。

　　“……改革以前，个人的生活，主要是疾病有国家管，无贫富差距，官与百姓平等，贪官少，构价不贵，百姓都有饭吃……”(杨姓个案，女，岁，年从某国营钟表厂下岗)

　　“……计划经济时代，每个人至少有一份工作，可以一心一意工作，就没有后顾之忧

　　……”(陈姓个案，女，多岁，年从某食品厂下岗)

　　从吴姓、桑姓两名受访者的言谈中，可以看到，下岗职工的独立意识在萌发，而且，两名受访者均有风险意识，尽管这可能是对既有的制度安排不力产生不满的表现。

　　下岗职工对旧体制的留恋、主要他可能是对单位制给自己带来的各种福利和生活保障的依赖造成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他们发现下岗，失业人员渐增，于是对重返旧体制的愿望渐弱。因为他们发现，回到旧体制已经不再现实。在这种情形下，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这可能就叫做“愿意的，自己走;不愿意的，市场推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