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举步维艰

　　2010年，一部名为《垃圾围城》的纪录片引发一时轰动，摄影师王久良将镜头直接对准了北京市的生活垃圾，让它以更为集中而具象的方式，呈现在每一个垃圾生产者眼前。

　　化解“垃圾围城”需要一个复杂的垃圾处理链条。以居民生活垃圾为例，从居民下楼丢弃垃圾进小区垃圾桶开始，垃圾就进入了漫长的运输与处理过程，从小区垃圾桶至最近的垃圾处理站，经简单分拣与压缩处理后运至附近的垃圾场，再从垃圾场运到最终的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中心，最后，垃圾被填埋或焚烧，变成土地中的转化物或一车车渣土。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城市垃圾站点的合理规划和人员配置，也需要每一个步骤的设备与工艺符合环境标准。垃圾焚烧问题就曾引起过激烈的社会争议。垃圾处理事业中最受关注的也就是这一头一尾，源头上的“垃圾围城”和末梢上的“无害化”。

　　实际上，“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是一同被写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在这“三化”的排序上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最终无害化排在最后而减量化放在首位。

　　可惜的是，在最显性的“无害化”问题上，情况也不是很理想。在王维平看来，“无害化”的处理问题经过了漫长的责任不明期，直到去年国务院城市工作会议上，才明确城乡垃圾归住建部统一管理。

　　在“减量化”问题上，全世界有6条通用的举措：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和不剩餐。王维平说，这6条分属商务部、农业部、国家发改委循环经济处等多个部门，难以集中发力。以净菜进城为例，每向城市运进300吨毛菜，其中就有1/5是垃圾，一来一回，便产生了120吨的无效运输，与其这样，不如把菜在田间地头就弄好。

　　另一方面，垃圾资源化多依靠“拾荒大军”。根据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员会的数据，2012年拾荒大军的鼎盛时期，北京城每天过磅的垃圾量是1.64万吨，而现在是2.3万吨，少了废品回收的环节，垃圾骤然增加。王维平算过一笔账，少了庞大的拾荒队伍，北京每年起码多花11亿元的垃圾处理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