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当叶子黄了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她。

　　我们同时跨人了同一所重点高中，而且又进人了同一个班，成了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不同的是，她是凭自己的能力来做老师的，而我却是由父母出钱来借读的。

　　也许是因为中考成绩不如意的原因，尽管父母花了许多钱让我进人这所重点高中来借读，但我仍很失落，而且有一种压抑感和自卑感。我感到很难堪—难以名状的难堪，我开始害怕，怕别的同学取笑我，怕别人在背后议论我——这种误解所造成的恶果，是让我追悔莫及的。我甚至觉得，我到这儿来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来受“折磨”的，每每看到别的同学议论什么或窃窃私语，就会认为他们是在谈论我;而教师上课讲的东西，在我听来似乎是在听“天书”;我又觉得自己是在犯罪——浪费金钱、时间和精力。我不是电视剧或戏剧中塑造的英雄人物——越是在困难的时候站得越高大，还往往有雄壮的音乐为其伴奏;我也不是生活中的“革命家”——困难时常常可以用“理论”来安慰自己。相反，那时的我像一只“丑小鸭”，又像个失意的“文人骚客”或落魄的“浪子”。毕竟，我不是顽强不息的三井寿，也不是永不言败的车范根;我既没有南联盟人民的坚贞不屈，也没有斯塔尔法官的豪气冲天。当时的我，只是在自卑和压抑下渐渐变得麻木的一名高一新生。

　　我开始放纵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放纵使我彻底变了:先是上课时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的谈天说地;然后是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戴上耳机漫游天籁;最后发展到明目张胆地在代数课上拜读金庸古龙梁羽生王蒙路遥余秋雨的名著名篇，对批评我的老师振振有词地解释说自己是搞文学研究的，将来说不定会成为古龙第二什么的。这样一来，在别人眼中，我已经成了个无药可医的“不良少年”。

　　于是，开学仅三周我便创下了这所重点高中的“吉尼斯”纪录:三周内两次‘“光顾”教导处接受教导处主任的“垂询”。而教导处主任也没少给我上几套‘’马列主义”的“精神套餐”。

　　教导处主任就是教了30多年的政治老师，而且训人专爱用“马列主义”并进行“理论实践有机结合”的Madam邹。

　　当我第二次消受了Madam邹的“马列理论”的“双人套餐”后，便彻底麻木了，反正虱子多了不觉痒。班里的同学开始疏远我，而我也有意无意地疏远他们—每次一进教室，我就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他们疏远我，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只是个有钱的娇生惯养的无聊的公子哥。而且还是个全校“杰出”的“不良少年”;而我也因为看不惯他们的“清高”与“书呆子气”而疏远他们。

　　在那个叶子黄了的季节里，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校园里游荡，学校的广播正播放着周华健的《朋友》。我突然有一种失落感。我默默地反复地诵念着《朋友》:“……朋友不曾孤单过……”也许，我该交个朋友才对。但另一种想法又说服了我:你无需朋友，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没资格在这儿学习，你只是个“看客”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