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瓯城到玉山镇岭后村，约一百多里地，如果有直达车约两个小时；如果没有直达车，需要从建瓯城乘小巴士到玉山镇，然后再找便车到岭后村，这样折腾，再省也需要三个小时。这二三个小时的车程，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遥远，属于交通不便，但与一百年前比，那简直是神奇速度。一百年前，从建瓯城到岭后村没有公路，那时的人也根本不知道公路为何物，要进城，必须走小路，而且是翻山越岭的小路。进城需要走一整天，早晨天还漆黑出发，晚上天已漆黑才到达，这身体强健的壮年人才行。如果是老弱，或者是挑担的人，就需要在小桥镇过夜，第二天继续行走。从岭后村到建瓯城没有顺流而下的河流，也就没有便捷运载货物的船，因此，山里的出产都必须背扛肩挑送到城里。我们可以想象生活在岭后村的祖先生存是多么艰难。

　　岭后村山多地少，地多为山间的水田，水田沿山而修，一块块不大，蜿蜒于山坡，以今天的审美看很有曲线，很有艺术美，但先辈们种植水稻却要花费平原地带成倍的劳动。因此，稻谷生产多为自给自足。岭后村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山，靠山上的毛竹与杉木。山很多，先辈们很勤劳，因此像竹笋干、杉木材这样的收获也就很多。但难的是这样物产怎样换取钱币，怎样去换取生活资料。东西要卖好一些的价钱，就得送到城里去，一切得用肩挑。天还没亮就出发，带上干粮路上吃。挑着一担的竹笋干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道路随山势或上下或弯曲，其艰难可想而知。想想，现在的年轻人挑得动上百斤的货物吗，而且能挑上百斤货物在这样山路走上一天两天吗？而我的祖辈，就必须这样生存。

　　我太爷华达公兄弟有五人，人多了，地就少了；在岭后的祖地不够耕种，就迁居到十几里外的洋后村。在洋后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根本改观，依然是靠着勤苦劳作养家糊口。但有幸的是，他养育了星豪、星锦、星铭、星欄四个儿子，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要成功养大四个儿子简直是奇迹。太爷加上四个儿子，就是五个劳动力，犹如一个小小生产队，其生产力是很强大的。因此，在太爷时也就积攒了一些钱，在洋后村买了一片肥沃的竹林。全家人辛勤耕种，将制成的笋干挑到城里去卖，虽然艰难，但也乐在其中。

　　可是，一百年前的世道并不太平，外强的入侵，清末政治的黑暗与混乱，让远离城市的小山村也不能幸免。即便艰辛劳作，生活也没有保障。太爷与爷爷兄弟们将家安在买来的毛竹林边，也就是当地人说的“山场”里，他们辛苦劳动，换来了被褥棉衣，换来了锅碗瓢盆，就是这样的家产也常遭抢劫。当时土匪很多，有大班土匪，有小股土匪，隔一段就要洗劫一次山场，不仅抢走粮食，将被褥衣服锅碗瓢盆一锅端。再加上，移居到洋后村不久，属于外乡人，本地人也常常欺负他们，特别是在竹笋收获的季节，就明目张胆地到竹林中挖竹笋，而且难以制止。

　　这样的事让太爷痛苦不堪，他决定要二儿星锦、四儿星欄学习武功。兄弟俩背井离乡，花费银两，终于学武归来；回来之后，也教其他兄弟几个招式。有一天，一小股土匪又来抢劫，有十来个人。来者不善，土匪头十分嚣张，凶恶地叫喊：“你们滚开，不要挡我们的路。”太爷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用血汗换来的，不能抢走！”土匪头说：“我就是来抢的，你们又能怎么样!”太爷说：“你们要抢，我们也就拼了！”这时，叔公星欄早已操起学武带回的大刀，兄弟们拿起了锄头、木棍。土匪涌了上来，叔公星欄一马当先，用大刀挑开冲在最前那个土匪刺过来的长刀，横地一扫，就将他劈倒在地。兄弟们也冲上去，英勇搏斗，一团乱战；结果，土匪被打翻在地两三个。土匪们一看不妙，赶紧将倒地者抬携着逃走。据说这一战，土匪死了两三人。从此，不仅小股土匪不敢来，大股的土匪也不来骚扰。竹笋成熟季节，附近村庄的村民也不走近竹林，春笋、冬笋再没有丢掉一根。

　　之后，家业又有所发展，爷爷星锦生育了四个儿子，庆旭、庆亮、庆祥、庆道，一家五个劳动力。这时已经进入民国，社会依然混乱，豪强地主、官僚土匪强行社会，虽然全家人奋力拼搏，也不能保障生活的稳定与发展。爷爷决定从四个孩子中选一个去读书。让这个孩子读书的动机，我自然不得而知，但推想他是希望这个读书的孩子至少能够有更多的学识，回来帮助持家，或许还能够谋一官半职，也能给偏远山村的家庭带来经济与政治的助力。四个孩子中，老大老二年纪已大，要帮助爷爷生产劳动，老三老四年纪稍小，正是读书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最后是老三，我的父亲去读书。父亲在玉山读完高小后，就到建瓯城里读初中与高中。期间，因为家庭变故，经济困难，还中途辍学了一次。

　　父亲高中还没毕业，家里又遭变故，无力继续助学，就参加了工作。那时国家已经改天换地，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一路改革，农村的家已没有回去支撑门户的必要，父亲就到县政府工业局工作。在城里，父亲遇到了母亲。母亲吴家是很有文化的家族。母亲幼年在厦门生活，在抗日战争前，我外公湛仁是厦门的法官，外公的哥哥睿仁是厦门海军的军官，我的一个表舅是双十中学的校长。但日本人的炸弹投到了厦门岛，厦门大量人口外迁，母亲随外祖母流落到闽北山城建瓯。虽然逃亡的生活异常艰苦，但母亲等八个兄弟姐妹，有七人读到了师范以上的学历，而母亲读完高一后改读师范毕业。父母亲的结合，无疑让我们这一代有了很好的教育，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中考，有1966年至1977年毕业或没有毕业初高中生参加，堆积了十几年的人口，堆积了十几年的学生，高考突然“门户开放”，令多少年轻人欣喜若狂。真可谓考试大军“浩浩荡荡”，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在那时，我们姐弟三人都一次考试就上了大中专学校，从此有了稳定的工作与生活。而我的堂兄弟堂姐妹们，他们在农村，要么没读多少书无法参加考试，要么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每当想到这些，我就深深感激我的爷爷，感激伯伯叔叔，没有他们在家乡辛苦劳动赚来的银元，哪有我父亲读书的费用。没有父亲的读书，也就没有我一家兄弟姐妹文化素养的积淀。

　　现在，国家安定，社会太平，现代化城市化建设发展迅猛，城乡距离变小。我堂兄弟姐妹的后代，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他们通过互联网了解社会，视野是一样的广阔。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读大学也变得不是那么的难。现在后一代纷纷读大学，到城市工作。过去要经历几代人努力才能改变的状况，改革开放后的现在只要一代人就有改变的机会。

　　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回忆我的祖辈艰辛奋斗的历程。他们的勤勉，他们教育子女学武学文的精神，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不是吗？有的孩子沉溺于网上游戏，不学武也不学文，就是自我享乐；有的孩子不爱运动，小小年纪就是肥胖症患者；有的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有劳动能力；有的孩子怕与人接触，太少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些孩子能武吗？当然我说的“能武”，在今天不是能打架，而是有强健的身体，健康的文体爱好。这些孩子能文吗？当然我说的“能文”，在今天不只是能写文章，而是有着丰富的知识，并且有着很好社会工作能力。这样，不能文武的孩子虽然读了大学，也可能不能立足于社会。

　　写这篇文章，我是想告诉子孙后代，勤俭，诚信，智慧，并且能文能武，才是真正继承与发扬了祖辈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