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五岁的时候，就是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的时候，有时候跟爷爷出去讨吃要饭。

　　我只记得其中的一次。冬天了，也或许是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很冷，七十六、七岁的爷爷拄着拐杖，也是打狗棒，背一个布袋，带着四五岁的我，从后河沟的窑洞出发，到四五里外的铁疙蛋海子或下红土湾去。我当时不知道四五里是多少，只觉得路很长，很长。进了村，推开人家的房门，爷爷就说，“可怜可怜，帮助点儿哇。”于是人家就或多或少给点面或者窝头、半个馒头什么的。接着到另一户人家，爷爷还是重复那句话，“可怜可怜，帮助点儿哇。”接了人家的东西再到下一家去。

　　这一天，我和爷爷很快要了半袋子吃的,再多了爷爷也背不动了。回到家,我高高兴兴跑在前面,跑到奶奶跟前,“奶奶!奶奶!看,我们要回来了,还有馒头!”奶奶哭了。我当时不知道奶奶为什么要哭，要回这么多吃的东西奶奶为什么会哭呢。奶奶抱起我,摸着我的头,“猫儿子!猫儿子！”哭得更厉害了。自那以后,我就害怕看见奶奶哭。

　　七岁那年,我上学了。家里人都忌讳我说起这件事,也不许我跟外人说。于是，这件事也就在我心里埋藏了近四十年。我成家之后,有时妻子和我吵架,有几次骂我“讨吃人家出生”的时候,我便无话了。其实她也不知道我是真的讨吃人家出生。这时候,我的思想便回到了和爷爷讨吃要饭的童年那难忘的记忆中去了,妻子接下来说什么,我都听不见了。我的思想回到了我难忘的后河沟去了。

　　后河沟是一条季节性小河,很短,水很清,发源地是距此六七里外西南方向的几座小山头,每年夏秋雨季到来的时候,山水流过,渐渐就形成了这条二十多米左右宽的小河。河的阳面,就是北面,据河五十多米远,是一处红泥土高坡,红土层是立土层,打洞不易塌方,所以爷爷奶奶和村子里的乡亲们就在此挖了十几间窑洞,安了七八户人家。这种窑洞当地人们管它叫“崖（读若挨）打窑”。我家有两间窑洞,还是套间。东边的一间直直打进去有四五米深,高有一米七八,宽有近三米,面朝南开着的是门,也同时是窗户,进去就是一盘土炕,最里边是锅台。西边的一间比东边这一间要小一些,紧挨着东边这间,中间大约有一米多宽一堵墙,爷爷从中间挖了一个“小门”,仅够一个人钻进去。这一间只有这一个门,南边挖了个小窗户可以照亮。这是父亲和母亲的新房,也就是洞房。我在到了不惑之年后猜想，这才是真正的“洞房”吧。我就是在这个洞房里诞生的，我在这里度过了快乐和幸福的童年!

　　我还能记得的,我家门前沟里头,有一口水井,这口水井除了供全村人和牲口吃水外,还能浇地。村民在井的周围种上各式各样的蔬菜,有白菜,有韭菜,有豆角,大蒜,大葱,葫芦等等。给小白菜间苗和压葫芦的时候我们就能吃上新鲜的蔬菜了。间出来的小白菜苗子和葫芦花奶奶就拿回家,洗干净,用盐一拌,等水分去掉一部分,再放点自家酿造的醋,自家炝烧的野韭菜花油或者沙葱花油（也叫蚱蜢花），这顿饭就有菜了,这顿饭就有滋有味,美极了!

　　沟里头菜也绿了,花也开了,蝴蝶和蜻蜓也飞来了,连麻雀和乌鸦和一些别的鸟也跟着热闹起来了,（我们把乌鸦叫“黑老娃”，）乌鸦在河槽中间的一片大杨树林中筑巢,麻雀在崖头的缝隙间筑巢,别的鸟的巢孩子一般找不到,树上的鸟巢和崖头上的鸟窝也上不去,抓蝴蝶和蜻蜓是可以的。中午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跟在蝴蝶的后面,在菜地里,等着蝴蝶落稳了,两个指头一捏,有时就捏一个,有红的,有黄的,有花的,各式各样的蝴蝶真好看!

　　夜幕降临,窑洞里的人们有圈羊的,有喂猪的,咩咩的羊叫声,唠唠唠的叫猪声,还有赶着鸡上架的声音,狗是不栓的,自管汪汪汪,村里的人都认识,不会咬人的,从东家串到西家,摇着尾巴再串回去。袅袅的烟雾轻轻飘去,这是人们做饭了。一家人围坐土炕上,点上油灯,团团圆圆吃着自己生产的东西,其乐融融。饭后,人们就围着全村唯一的一个磨盘,大人们谈些什么不知道,大一点的孩子们就捉迷藏、踢毛键、打钢,小一点的孩子就耍土,玩尿泥。清新的空气伴着宁静的夜色，给这里的人们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广阔空间。天渐渐黑了,人们便陆陆续续回家休息。夜也就这样在宁静中陪伴着窑洞里的人们睡去了。

　　童年的生活也培养了我日后的“乞丐情缘”。我后来有幸“结识”了两个大乞丐——清朝将军金运昌和左联作家尹庚。我也和很多底层贫苦的农牧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