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响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之后，才发现咖啡果真倒光了，于是她沉默着为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座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事。我们坐出租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

　　这又让我想起中央电视台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上。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这是一个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严重脱离的国家。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间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桥梁、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形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黏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

　　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辞。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这个词来称呼我们。

　　活在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的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这面标语。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辞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辞以及那些用言辞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那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

　　齐泽克对哈维尔这个故事的阐析很到位，他说：“对官方意识形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其灭顶之灾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识形态太当真了，并且将其付诸实施。”

　　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认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认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

　　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