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7日，我出生在河北省广平县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河北省广平县中心学校教师，母亲刘金美是农村妇女。他们为我起名叫“瑞红”，希望我为这个家庭带来红色祥瑞，却不知道我的降生给它蒙上了阴影。

　　我的记忆，从3岁那年冬天一阵钻心的疼痛开始。

　　那天我蹲在院子里玩，母亲走过来想拉我起来回家吃饭。可就在拉到我胳膊的一瞬间，我听见骨头发出一声闷响，当时只觉得被母亲放开的左手臂垂了下来，手心顿时冰凉冰凉，每根手指都感到不可言说的麻木和肿胀。随后一阵剧痛袭来，我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惨白的脸色把母亲吓坏了。待母亲回过神来，发疯似的抱起我就往县医院跑。

　　检查结果让母亲大吃一惊：左臂骨折！

　　医生用力地把我垂下的胳臂拉伸，弯曲，再拉伸。剧疼让我产生了晕眩，直到吐光了胃里的食物。当医生为我上好夹板时，我已经疼得哭哑了嗓子，瘫软在母亲怀里。母亲内疚极了，埋怨自己干惯了农活，手粗力气大，让这么小的孩子遭了大罪。

　　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骨折，母亲和家人都把它当做是一次意外。

　　一个月后，骨头刚愈合的我被母亲抱去医院拆夹板，可我害怕穿白大褂的医生，怎么都不肯坐到医疗室的椅子上。母亲只能强行抬起我的双腿，可就在这一瞬间，又是一声闷响！我“哇”的一声惨叫，左大腿骨当场骨折！

　　“这是怎么一回事？”母亲一下慌了神。亲眼目睹这一切的医生紧锁眉头：“带孩子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吧，看来她的问题不是骨折这么简单。”

　　母亲连夜带着我赶到了石家庄人民医院，医生为我拍了片子，最后诊断为“先天性骨质胶原合成障碍”。这是基因变异引起的一种罕见病，也被称为脆骨症，患病率仅为万分之一到一万五千分之一，寿命一般不会超过12岁。医生的诊断让母亲愣在了原地。

　　这次接骨手术却成为我心中无法抹去的战栗。

　　我被固定在医院冰冷的手术台上，一台大机器压在我的上方，我感觉有很多双手在使劲拽我的腿。疼痛和恐惧充满我的心头，我用尽一个孩子所有的力气来挣扎，整个医院都能听到我声嘶力竭的呼喊：“疼——妈妈——疼！”

　　本来折成两截的大腿，在一群医生的手里竟然断裂成了三截！医生无奈地解释道：“这孩子的脆骨症非常严重，如果按照正常的接骨手术来处理，很容易在接这一处骨时，又牵扯到另一关节，再次造成骨折。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和条件，这种现象很难避免。”

　　医生不敢贸然进行手术了，只能放弃。

　　赶来的父亲听说了我的情况，一把抱过我说：“我们换家医院，一定会有办法的。”可是一连去了三家医院，医生都拒绝为我接骨。父亲不甘心，还想再换家医院，却被母亲一把拦了下来，她异常冷静地说：“哪里都别去了，我们回家，我自己为女儿接骨！”

　　父亲一听，立刻反对道：“你疯了吗，你以为接骨和种地一样简单吗？”

　　母亲的眼泪“哗”的一下涌出来：“我没有疯，孩子以后会经常骨折，不可能每次都抱着她到处求医院接收，她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孩子是我的骨肉，我知道轻重。”

　　当晚，母亲抱着我走到柴房，在柴堆里翻找出几根长竹板。“用这个试试，我看医生上次打的夹板就是这个样子。”母亲又将一件旧衣裳撕成长条，然后摊开一块棉布，把我轻轻放到床上。

　　我有些害怕，抓着妈妈的衣服不放。“红儿，别怕，让妈妈先看看。”母亲温柔的语调让我松开了双手。她用手掌缓缓托起我的左腿，可即便动作再轻，她的手稍稍一抖，我就会发出惨叫。母亲屏住呼吸，极力控制着微微颤抖的手，以极其缓慢的动作用棉布把我的左腿裹了起来。

　　母亲满头大汗，却仅仅完成了接骨的第一步。接下来该怎么办？母亲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仔细回忆着医生的操作，接着将竹板沿着我的腿在棉布外排了一圈，然后把另外一条棉布一圈圈裹在外面。

　　“妈妈，轻点……”我哀求着。母亲只能放慢速度，慢一点，再慢一点。

　　做完这一切后，母亲虚弱地瘫倒在床边，汗水和泪水顺着脸颊滴答到地上。

　　我的“手术室”

　　第二天一早，母亲找来村里的医生，医生看了看我的腿，摇摇头说：“这样怎么能行，孩子的腿没有消毒，操作时没有无菌环境，断掉的骨头也没有正位，万一没有处理好，就可能压迫到血管或神经，弄不好会丢命的。”听了医生的话，母亲的脸色骤然惨白。她求医生帮着重新弄一下，但医生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万一接骨时再次骨折，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啊。”

　　医生走后，母亲呆坐在床前苦想，医生说的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万一真的感染了该咋办呢？

　　半晌，母亲突然想明白了什么，她决定重新为我接骨。

　　母亲把几根长竹板用菜刀剁成几截，然后用刀把棱角削平整，又找来旧衣服认真地裁成同等宽度的布条。接着，母亲将竹板和布条分别洗干净，然后放到蒸笼上熏蒸、晾晒。利用晾晒的空隙，她开始收拾屋子，一遍一遍擦洗，让屋里一尘不染。原来，母亲在用自己朴素的思维去努力打造一间“无菌手术室”！

　　在我眼里，这样的手术室虽然不先进，却让我不再恐惧。

　　站在“手术床”前，母亲找来一把剪刀，在火上烤了一会儿，又用酒精将剪刀擦了一遍，然后小心翼翼地帮我解开裹在左腿上的一层层棉布。当腿露出来后，我看见母亲的眉头皱了起来。果然骨折处已溃烂，出现了感染现象！

　　母亲赶紧打来一盆盐开水为我擦洗，然后又用酒精给腿消毒。当酒精刺激到溃烂的伤口时，我忍不住龇牙咧嘴地哼哼，母亲就不停地为我吹。

　　母亲不懂正骨，她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试图把我的腿撸直。我的腿一碰就会钻心地疼。母亲就一边给我弄，一边跟我说话，分散我的注意力：“红啊，你猜隔壁家的黄狗下了几只崽？”在聊天中，我的疼痛似乎减轻了不少。

　　随后是漫长的等待腿骨愈合的日子。一个月后，我腿部的肿胀和疼痛还真的渐渐消失了。

　　当棉条和夹板一层层被解开，露出一截比骨折前还要白嫩的大腿时，母亲的眼神亮起来，激动地对我说：“红啊，成功了！不怕了，以后都不怕了！妈妈能给你接骨了！”

　　是啊，这次“手术”的成功意味着我能拥有一间“专属手术室”，我再也不用担心骨折时没有医生愿意接收我，母亲就是我的移动生命站！

　　骨头愈合后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而珍贵。

　　不到半年，我又因为掰一块烧饼而上臂骨折。虽然我和母亲都不像从前那样惊慌，但每次接骨手术都有引发全身骨折的风险。

　　母亲与我约法三章，没有她的允许，禁止出门。但我毕竟是孩子，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渴望。看见我每天趴在窗口往外张望，母亲于心不忍，找来了一个像书包一样能背的木箱。把消过毒的竹条、棉布、剪刀等“手术必需品”一一摆放整齐。为了防止我摔倒，母亲又给我买了一辆童车。天气好的时候，母亲就背着大箱子，推着小车带我出门。自此，我开始走出屋子认识外面的世界。

　　母亲为我接骨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她能以最快的速度判断出骨折部位，然后进行相应处理：前臂骨折需要固定掌侧和背侧，然后用三角巾将前臂悬挂；小腿骨折需要将夹板固定在腿外侧，脚部用“8”字形绷带固定……每次“手术”母亲都会边做边跟我讲解。

　　9岁那年，母亲决定将我送进小学。虽然学校离我家不远，但那时候我已经身高1.1米，体重也有30公斤。每天，母亲都抱着我奔波在家与学校之间，一天要跑三个来回。

　　因为我不方便上厕所，每次我都尽量少喝水甚至不喝水。因为口渴，我的声音沙哑，嗓子眼肿得难受，嘴角翘起了白皮。（名人名言 ）母亲知道后，让我别渴着自己，她利用干农活的间隙，赶到学校，把我抱到厕所。

　　我在上学——骨折——接骨休养——再上学的轮回里，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1997年中考，我从东梦古中学300多名考生中，以总分645分、全校第5名的成绩考入广平一中。然而，广平一中距离我所在的东梦古中学家属院10里远。10里路，母亲再也没有能力抱我了。

　　难道就这样放弃读书吗？十几年来的生活片段，在我脑海中像过电影一样。母亲拼尽全力地为我手术、送我读书，绝不是为了让我仅仅活着，而是要让我活得有意义，活得精彩……

　　我无所畏惧地开始自学生活，3年时间学完了高中课程，我还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文章。

　　2003年，我再次对自己发出挑战，报考了北京大学心理系自学考试。

　　从2003年10月到2005年5月，仅一年半时间，我通过了北京大学心理系自学考试全部课程，成为那一届第一个毕业的学生。

　　之后，又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我先后获取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三级、二级资格证。

　　2009年，我加入北京瓷娃娃协会，为全国10万脆骨症患者提供帮助。此时的我已不再畏惧骨折，骨折的声音也是我生命拔节生长的声音，两种声音融为一体，无法分割。

　　就在我用一个一个成绩回报这份深沉的母爱时，母亲却因常年劳累而病倒了。

　　母亲在干活时突发脑出血，她疼得在地上打滚，不停地揪着自己的头发，痛苦得脸都变了形。那天，母亲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红啊，妈这个病没谱，可能说走就走，妈妈以前给你接骨时教你的，你都记住了吗？”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此刻才真切明白母亲过去反复教我接骨方法的良苦用心。

　　也许是上天怜悯操劳一生的母亲，3天后母亲脱离了生命危险。

　　母亲的这次劫难，让我萌生了写一本自传体小说的想法，我想记录一个脆骨症女孩的生活，只为铭记我走过的岁月和得到的爱。

　　为完成这本书，我在北京租了一间不到8平方米的小屋，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2012年5月，15万字的自传体小说《玻璃女孩水晶心》终于完成，并顺利出版。

　　在新书发布会上，我说这本书是我送给母亲的最好礼物。在我33岁的生命中，是母亲让我战胜病痛，给我勇气，让我原本疼痛的人生拥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