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去世了。享年九十二。 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去世第一时间谁都没有通知。

　　百年老琴该归谁？

　　那房间里应该还有一新一旧两台琴。那台清代钢琴是我的启蒙琴。在那儿我学了三年。想来寥寥几位看得懂这篇文章的人，都是那架琴上过来的。 老琴不好弹，难按，节奏也很容易被老化的机械打乱。 琴架子上放着关于当年学生的报纸信件，还有一张民国旗袍女子的照片，笑容典雅清丽。

　　这也都是我很久以前留存的记忆了。多年以后在美国有幸摸到一架老钢琴，下指之后还是笑了笑，心想，没有老师家那台好听。

　　多愁难弃，触景生情。

　　只是想着写这纪念的时候，才会仔细的去回忆当时的学琴之余的闲聊。 她没有说她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热血女青年，而闲暇中的只言片语已然勾勒出一个刚烈女子。 炮火，游行，合唱，指挥；动乱，批斗，牛棚，分离。话语从老年人口中缓缓而出，背后的惊心动魄却是听者再如何想象也无法企及的。这个道理，我却也只能是长大了才明白。执拗如她，一等情人就是一辈子。 独身一人无儿无女，身边的钱便拿去资助怀揣理想的拮据学生，多年之后见人谈起已经是指挥家的学生，透着股倔强的自豪。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能以这样的方式和那个年代，那些人产生交集，真是件幸运的事情。

　　离开老师大概是初一。随着我们慢慢长大，老师老了，弹不动了。渐渐的教学就变成放中央音乐学院的VCD，伙伴们练曲子也开始让我去听哪儿出了错。老师和我说她老了，我需要一个更好的老师来示范，而不是听着VCD。我嘴上不说，心里却默默的伤心着。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伤心， 并不是害怕离别。我的伤心，是因为那是人生第一次真切的直面了生老病死的无奈。

　　离开她之后，时间又到了大概初二的某个期末考试前。爸爸和我说吴ML死了。她是老师年迈之后从零辛苦培养出来去了音乐学院的嫡出学生，还教过我曲子。那天我问爸爸什么死因，爸爸说是吃减肥药，过量。 我嘴上无话。第一次懂得了活生生曾站在我面前的人啊，寥寥几眼成为最后一面。 整日行走街头，多多少少的人们擦肩而过，再不相见。只是那种隐约得知一个曾经活着并付出着的，无关紧要的人的死讯的感觉，某种程度上比失去至亲更有一股子世事无常的凄凉。当时的我，难过的说不出话。

　　所以，视学生为子女的老师，又该有多伤心？

　　匆匆又过了十年。现在老师早已西去，我也早已长大。当年告诉我老师消息的长辈，也走了三年。 天玄地黄，年复一年。想起小时候在老师身上觉察到的一丝寂寥，大概也在她自己出去理发，留在铁门上那张留言纸条。 “出去理发，速回。” 我当时没有去想过她80岁的年纪，是怎么一阶一阶的下楼去的。那时候她最终会回到她独自一人的家。而我每次看着那张纸条，心里总是会隐约沉下去。那是我对于孤独，最初的了解。

　　生老病死，谁可幸免？流云孤月冷对秋，几人艳羡而轻叹。

　　于是我最终明白了，老师的一生在我脑海里留下的，除了一架琴，还有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