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乡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了。

　　当时只是隐约感觉到生活可能发生了某种变化。由于那个年代人才匮乏，父亲在一夜之间由一名普通乡村教师迅速成为了掌握所有教师经济命脉的领导人物。那一瞬间的转变令全村人始料未及，于是欢送新官上任捎带恭贺乔迁之喜的队伍包含了全村的绝对多数，场面之热烈叫人马上想起古装戏里的状元大人荣归故里。

　　搬家的车辆由生产队里最帅气的两匹骏马联袂拉套，赶车的是不露声色的外公，也可能是笑逐颜开的舅舅。

　　坐在马粪兜后面的副驾驶座上，理所当然地接受着乡亲们虚情假意夹杂着嫉妒的恭敬注视，那种目光在若干年后参观爷爷的下葬仪式的人群中也出现过。

　　而当时根本不可能顾及这些，心里想象着新家的样子，也为离开那帮讨厌的坏小孩儿而暗自庆幸；只是无意中看到奶奶用她那标志性的帆布围裙擦抹红红的眼角时才猛然感觉痛楚，而爷爷似乎始终没有露面。

　　一路上风景如画。

　　在朴实的农民心目中的那座城市其实就是距离小村仅仅十几公里的小镇，纵横四条街道，直到现在人口也不过几万人。而新家不过是临时租下的半间斗室，竟然与房东同居一室，中间挂了一道暗绿色的印着竹叶、竹笋的布帘。

　　新家马上就安置好了，因为全部家当只有几套衣服被褥，两只笨重的木箱子，一张祖传的饭桌，还有一根母亲至今仍不愿丢弃的红色枣木制成的漂亮擀面杖。唯一的新奇家具是父亲某位同事送的粗铁丝焊接成的脸盆架，搭毛巾的横梁下镶着一块小木板，上面用红油漆写了两行字--“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对新家的记忆还是很模糊。房东老太太操着一口实在听不懂的不知什么地方的方言，脸上应该有很多麻子，常年穿着一身黑色裤褂，裹着小脚，走路摇晃得很厉害。

　　房东的儿子是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总是蹬着一双白得刺眼的回力牌球鞋。

　　后来他成了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