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最初是从一本围棋杂志上看到的。某位日本棋手震慑于当年聂卫平对东瀛棋坛的横扫，潜心拜读“三耳先生”自传《我的围棋之路》，试图为日本人总结出失败之由。他的结论是：聂卫平棋艺的境界与他当年在北大荒那段风高雪恶的蹉跎岁月有关，较之寻常生活优渥的日本棋手，聂君遂别有一股“生命的厚味”蕴蓄其中。

　　“厚味”，这是一个围棋术语。与“尖”、“飞”、“双”等着手性术语不同，它属于那种战术性术语，然而又比“立二拆三”或“厚势不围”之类战术性术语更能体现一位棋手的战略素养。比如初入棋枰者多半知道“金角银边草肚皮”的棋理，待到棋艺稍上层楼，就会琢磨“高手在腹”的道理了。这“高手在腹”，笼统地说就是指围棋的大局观。高手的棋，即使如马晓春这类常被人目为轻灵飘忽的棋，也总有某种颇难一言道尽的“厚味”（非指厚势）在里面，使你无法率尔施以重拳。追求效率的天才棋士吴清源前辈也曾被人（当然是那些失败者）讥刺为“品格不高”，因为吴先生的棋形乍看上去“总觉得薄”，只有高明诚恳如武宫正树者才愿坦然承认：这正是吴先生力量之所在，因为吴清源的所谓薄形中总有一股“厚味”蓄势其里，它不仅可以成功地化解对手的攻击，也能反过来始终给对方施加无形的压力。可见，有此一帖厚味，不仅标志着棋艺的拓展，一般说来也使弈道脱离了区区棋理的拘囿，从而进入更广阔的生命空间。也正因此，这份滋味便只有弈道渐入佳境者方能咀嚼品评，就像只有对生命有着淳厚理解的周作人先生才深谙苦茶妙趣一样。

　　曾听说某老丈为女儿挑女婿，总是摆下一盘棋，以观察对方的忍耐力、明智心和贪婪欲，换言之，考较对方的生命形态。老丈是明哲的，他借此果然为女儿们找到了如意郎君。你想了解一个人，和他下盘棋最是简便，通常也最不会瞧花眼，对此我深信不疑。我第一次产生这个认识还是在九年前，那次是看人下中国象棋，一位我相当尊重的知识分子正与人在楚河汉界上厮杀。我素来认为这位先生是个对些微小事相当放得开的豁达君子，虽然一位这样的君子未必下一手好棋本来也无可奇怪。果然，他的棋势相当不妙，我站在一边，尽管也观棋不语地冒充雅人，但心下却觉得这盘棋已至山穷水尽之境，而惟一的转机只可能出现在下一盘上。对方车马炮三军合围，正以大兵压境之势对他困守在单车独士象危城中的老帅欲行非礼。棋早已无可观瞻，我便转而欣赏起弈人来了。只见他眉头紧锁，以一种掺合了沮丧与恼怒的顽强兀自不依不饶地呆看着棋盘，频频长考。于是我看到了不轻易言败的极端表现，只是，当所有人都能凭藉不会出错的常识看出此际的棋势只可能是“猫捉老鼠”时，他单方面认定的“老鼠玩大象”还有多少意义？必要的顽强当然也是生命厚味的内涵之一，但它与不识时务、不知进退的执拗显然属两个概念，将些微挫折看得过于滞重，只能表示出生命意味的脆弱和轻薄。这里，正是这位先生在棋盘上体现出的那份超出必要的顽强，让我窥出其生命的薄形。若继续围棋世界的比喻，这里的生命形状还有愚形之感。

　　如果说围棋的厚味因围棋本身的竞技性而较难让不明弈理者感到美感和说服力，我们且试着如那位日本棋手那样，把话题延伸到人生层面上。正如围棋中的厚味总是相对于薄形而言，生命的厚味也便与轻倩浮躁的人生形态相对应。具有此厚味者，大抵比常人地体验到生命的严苛，隐忍力也较常人为优，因而言谈举止间总让人感到一股从容，一份淡雅，一种机智，一帖潇洒。这样的厚味当能让人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从而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堕志，以一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磊落豪迈应付纷扰繁复的人间世。与之相对的另一干人，由于对生命意义不甚了了，是以也就无法给人生提炼出任何有意味的生命情境。他们的人生大棋总是走得险危脆薄，或不事修炼，盲目进取，或谨小慎微，专意忍让，致使前程到处布满脆生生的陷阱。小失意必为大烦恼，浅得志辄成大成就，举手投足每如影戏中人，徒见影像斑驳，全无内蕴深藏。因此，“生命的厚味”便可视为人生的势能，它并不像围棋中的厚势那样常有致人死地之效，事实上它并不以攻击性见长，但却能有效地擢升个体生命的生存境界；作为泛泛生命的人格背景，它甚至不妨是谦退的，然而又永远不会把自己的生命之路逼向悬崖。一种厚味的人生总是体现出从容淡远之境，它不以看破红尘自居，却又长着一双睿智的红尘之眼。它是真正男子汉的人生，也是通体洋溢着母爱的人生，说厚味而不说厚实，正在于后者是憨厚的东西，前者却与某种生命艺术有所沾丐。

　　我曾用心观摩过宋张择端名作《清明上河图》，在经常性地对画家的宏伟构思、非凡功力深表钦敬之余，有时也不无困惑。凑近细看那林林总总八百多位画中人的举止声貌，发现其中竟十有八九似为游手好闲的无赖小民，个别还易使人想起《水浒》里那个缠着青面兽杨志的泼皮牛二。正如巴尔扎克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塑造了多少慷慨激昂之士一样，张择端的不凡之处也同样不在于他为我们留下多少值得圈点的伟人，希冀以人物的伟大来折射作者的不同凡响，只能是一种具有原始拜物教孑遗的幼稚幻想。作为一名现实主义画家，张择端不妨只以准确忠实地反映出汴京众生相为己任，而不必另有他求。于是，我们便相当难能地看到了这样一群比《东京梦华录》或宋徽宗题签过的所有文人画都更为真实的祖先：他们或无所事事地在城根袒腹嚼舌，或呆头呆脑地在桥头傻看风景，或旁若无人地在桥下交通要道处呼朋引类，或愣头青十足地在铁匠铺里把弓拽得满满……对画作谛视良久，我们俨然能听到画中人的扰攘喧哗声，如果换一个时空，这类喧哗在我们凶险的文革时期，似乎也是司空见惯的。我极为认真地试图在其中找到某位我们在传统文人画中所熟悉的高人逸士形象，一位吹箫书生，或某个垂钓老叟，然而归于徒劳。我只在画面一角窥见一独自在屋宇内作沉思状的中年人，但他那双投向窗外的眼睛到底是在为形而上问题苦恼还是为形而下的柴米油盐而劳心，则殊费疑猜。与寻常中国文人画的区别在于，张择端的艺术兴趣系乎世相人情，而那些饱读诗书的文人型画家则总忘不了在作品里寄托一己的抱负和感慨。由于我无比佩服画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及高超的描摹人物才能，我的失望也就更趋沉重。从《清明上河图》中固然可以看出北宋国都汴京的极度繁华，却仿佛也能窥得大宋朝最终亡于异族之手的底里消息。一群只有十分钟未来的市民，其生命形态之脆薄，较之“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商女，似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至少还在从事━━即使是被迫地从事━━与艺术相关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