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兵的父亲郑孝仁是中日两地经商的广东人，母亲由纪子是父亲在日本买下的外室。

　　因为是个中国人，他没少受同学的欺侮，但是他不怕。他虽然瘦，然而受欺负时，也会发疯似的还击，渐渐地也就有了名气。那一次，加代在校门口迎住他说：“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好吗？我一个人走僻静的路，有些怕，拜托了。”左兵一口就答应下来。每天清早，左兵走到巷口，就会看见加代在樱树下等着，见了他，微微一笑，弯一弯腰，就跟在他的后面走。日久成了习惯。左兵喜欢下雨天，下雨天加代穿木屐，噼噼啪啪在身后走着，很有韵律。雨大了，加代还会半踮着脚，在侧后方举着伞，给他遮一下，左兵喜欢他半遮半喜的样子。那一年的圣诞节，学校组织晚祷，允许大家穿校服以外的正式服装，左兵一出巷子，眼前一亮：樱树下的加代穿了一件白底织淡淡樱花的和服，红底织银的襁褓，还拿着一把红色油纸伞。左兵第一次意识到加代有多美，不知怎的就心慌意乱起来，有一种马上逃掉的冲动。

　　1936年底，大批华人开始返国。在拥向码头的人潮中，左兵紧跟着父亲的管家，觉得自己是一滴水。船快开的时候，加代突然呜呜咽咽地出现在舱门前。她扑通一声跪在左兵面前，只会说一句话：“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一时间，左兵的心中一片茫然，好像是雨中加代的木屐一下子踏在了脑子里，每一下都无限悲凄地重复着：“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

　　一直到多年以后，左兵才意识到加代说出这句话要有何等的勇气。

　　然后便是四十九个年头。左兵在中国和同时代的人们经历着差不多的悲欢，磕磕绊绊却也没什么值得抱怨。他的记忆中偶尔会出现一种声音，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声音。他老了。

　　1985年，他因一些产权问题回了一次日本。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去饭店看他，走时留给他一张加代的名片。于是，他明白了萦回在脑际的原来是加代的声音。他拨了加代家的电话，凭着一种冲动，这冲动已经多年不见了。

　　没有惊叫、眼泪、叹息、懊悔和掩饰，平平淡淡，他约她出来喝茶，说：“我回来了，茶社见好吗？”——好象他不过昨天才离开，她说：“好的，但不必喝茶了吧，我实在不愿毁了我在你心中的形象。你在樱树下等我，我会从你身旁走过，请别认出我……”他答应了。他们——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电话中平静地相约：“再见，来生再相识，来生吧。”

　　正是樱花凋落的季节，横滨一株古老的樱树下，站着一位老人。他身穿租来的黑色结婚礼服，抱着一束如血的玫瑰，四十九朵。距那个刻骨铭心的时候，已有四十九年。老人站在如雨飘落的樱花中，向每一个路过的老妇人分发他的红玫瑰，同时微笑着说“谢谢”。四十九朵，总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不管她现在是消瘦还是富态，不管她现在是儿孙成行还是独自寂寞，不管他泪痕模糊还是笑意盈盈，此生此世，总会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老人遵守约定，不去辨认，只是专心致志地分发着玫瑰。他知道她会从他身边走过，她会认出他，她会取走一朵迟了半个世纪的玫瑰，而来生，他们会凭此相认，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