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起来陪母亲去做体检，这是母亲第一次非因身体不适做的全面检查。因为检查项目多，导医建议先做人多费时项目，可以节省时间，其他项目随来随做，不用排队等候。于是我们将本该先做的基础项目放在了最后。

　　母亲不识字，我领着她一个检查室一个检查室的过，她迈着碎小的步子小心翼翼的跟在我后面。

　　骨密度检查室有一位六十岁左右、发髻高高挽在脑后的女检查员在值守。我把检验申请单递过去，检查员让母亲躺在检查床上挽起裤脚撸起袖子，把连着机器带着粘丝的感应毯裹在母亲裸露的手腕和脚腕上。一边操作机器一边盯着机器显示屏问：“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母亲紧张的看了我一眼，充满歉意笑着对检查员说：“从来没量过，不知道”。检查员转过头斜着眼睛看着我，我一下子感觉脸上发烫，我知道我的脸一定红到耳根了。“我……我也不知道，”我嗫嚅道。检查员很鄙夷的瞥了我一眼，“我估摸也就一米五左右，一百来斤吧”，边说边敲击着键盘把数字输入了显示屏。

　　我担心的问道：“会不会影响结果”，检查员头也不抬，生硬冰冷的吐出三个字：“不影响！”

　　从检查室出来，母亲边走边说：“就这个个儿都一辈子了，记不记得还不就那么高。”她为刚才检查员对我的态度不满，为我做着辩护，我笑了笑没说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在一楼的基础项目检查室，母亲站上那个身高体重测量仪不到一分钟，仪器立柱半腰的一个小口就吐出一张二寸见方卷曲的小纸条，我终于从中知道了母亲的身高、体重，151厘米，52.5公斤。

　　这两组数字一整天都在我大脑中无数次的闪现，像一根针刺着我的心。我突然明白，很多事情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没往心里去。

　　小时候母亲去地里干活，我跟着在地埂上玩耍。玩累了就在地埂上睡觉，母亲把她的外套衣服盖在我身上。母亲的衣服很大，能盖住我大半个身体。我在地埂上舒服地睡觉，做着童年幸福的梦，母亲挥着锄头镰刀在毒辣辣的日头下锄地割草，汗流浃背。等到正午日头高悬，母亲用芨芨草扎成的草腰将草捆结实搭在肩上扛着回家，我拖着锄头跟在后面。草捆接近她身高的两倍，累了就稍稍弯下腰将草捆的两端立在地上歇口气。那个时候，感觉母亲特别高大，像一座挺拔的小山，像一颗健壮的大树。

　　长大以后离开家，上学、工作、成家，有了自己的生活，注意力更多的转移到自己的小日子上，虽然相距不是很远，回家的次数却屈指可数，只在节假日例行公事似的回去看看。母亲和父亲一直守着几亩薄田，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过着清贫的日子。从来不曾向我们索取什么，反倒尽己所能地经常支援我们一些用他们年迈的身体从田里“刨”出来的“绿色”米、面、蔬菜、瓜果。父母亲身体硬朗，平时也无须我们照顾他们的生活，因而忽视了他们的年龄，总以为他们还很年轻，身体还很结实，还是我们心中的大树。

　　从小在父母的爱和呵护下幸福地成长，被父母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而任何事情成了习惯，就会司空见惯，就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理所当然。身在福中不知福，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往往是失去的时候。父母在子女的眼里心里，很多时候可能随着父母的年龄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是天，或者是温暖的避风港，也可能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也可能是生活中的累赘；而子女在父母的眼里心里永远是那颗最珍贵的宝。

　　给母亲做了四十多年的儿子，第一次准确知道了母亲的身高，而这时候的她已经年近古稀，被岁月的风霜染成满头白发，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腰背，皱纹满额，步履蹒跚。我相信母亲年轻时身高绝不是151厘米，而我却永远无从知道，成了一个遗憾。不过，好在知不知道身材高矮并不重要，就像母亲说的“就这个个儿都一辈子了，记不记得还不就那么高”，重要的是在父母有生之年，对他们我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并且做好！否则，真的会留下人生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