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上，题材决定论曾盛行一时，其偏颇乖谬终致遭到今人贬斥唾弃。然而，题材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仍然坚硬地存在。它是作者观察历史与现实所选取的一种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作者的生活阅历、知识素养和艺术眼光，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读者的阅读兴趣。就此而言,《宣纸上的记忆》在书法散文领域的探险与它的新意是不言而喻的。

　　《宣纸上的记忆》副题为“中国古代书法人物小影”，表明该书锁定了这样一种写作意图：对中国古代书法家的整体考察。而这样的自觉意识，在这本散文集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读者既可看到对王羲之、王献之、张旭、颜真卿、怀素、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文徵明、八大山人、郑燮、邓石如、吴昌硕等书法大家的解读，也可看到对陆机、贺知章、李白、杜牧、陆游等诗人的阐释,还能看到对皇帝书家赵佶的论说，对负面人格者张瑞图、王铎的审视，对戊戌先贤康有为、梁启超的鉴析……然而，如此指点尺幅激扬文字一路走来，呈现于读者眼前的，已非仅限书法的审美与书法家的品评，而是容纳了更为广阔的历史与文化意蕴。这一串长长的名单，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解读为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号。

　　对这些或居庙堂、或隐于市、或遁山林的古代书家及其书艺的圈点，其实也是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种剔爬梳理。这些书家的命运际遇、人生忧欢，与一段段历史的华彩与悲歌水乳交融。中国书画重人格、道德与学问修养，认为习艺者人格高迈、识见宏远方能霞想云思、兴会标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具上下千古之虑，方能腕下呈纵横万里之势。清人松年曾云：“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何以后人吐弃之，湮没不传？实因其人大节已亏，其余技更一钱不值矣。”中国古代书家身上太多地浓缩了民族传统文化与价值精神取向，因而使得系统的鉴识成为一种高难动作，对鉴识者的审美能力与历史洞察力均是一种严格的考验。

　　《宣纸上的记忆》的作者不惮艰难，力扛大任。他广泛云游，觅览真迹；埋首案头，披阅典籍。不仅深研书法作品，而且参究百科群书。作者或沉思低吟，或激情高歌；或行云流水，或凝重迟疑。知人又论世，品书也论史。他谈陆机的《平复帖》：“从文字处理到书写，都是极其随意而且质朴无华的。字形的大小倾侧，笔画的粗放，流露着他未经雕琢的急切情绪，与《文赋》的精心和华丽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或者说，随心而出与深思熟虑是完全不同的。生命中，存在着类似这样的无数的可能性。”他解说黄道周之书法精神：“书法是处于诞生状态的语言，自由的语言——所谓以笔墨悟道，它是以一个人的生命内动力为根本的。它不为金钱而诞生，也不为谋取一官半职而诞生，只为自由的语言而诞生。”……一篇篇美文，亦一篇篇论文，那些评述里，有艺术的鉴赏，有道德的扬抑，有历史的反思，美学的、道德的与历史的批判统一于作者的笔下。

　　《宣纸上的记忆》所书写的那些人物已离我们远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本土民族文化的珍贵价值更为彰显。作者说，他写的那些人物“就凝结于这些笔墨之中，凝结于这些线条的时空之间”，从中寻找他们，辨认他们，就可以留住文化，记住历史。多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曾有论诗名句“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以此形容刘长春的书法散文写作，我以为亦颇切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