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去看了革命巨制《辛亥革命》。 与以往同类型的鸿篇巨制相比，《辛亥革命》的电影语汇彰显出创作者的别具匠心，在大历史题材常态呈现的恢弘场面与全景叙事之外，难能可贵的着力于核心人物的命运节奏，及情节推进的内在逻辑，又绝非笔触细腻、视角独特这般空泛的字眼所能概括。

　　导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辛亥革命》一片，重在体现历史精神。”“重”，决定了作者的态度，“精神”，决定了作品的品质，《辛亥革命》的不同凡响，恰在于这一字一词，也正是因为作者们致力表达的“精神”之“重”：牺牲、奋斗、历史担当……才使得这部影片具备了真气与灵魂。

　　“重在体现历史精神”的话外之音，想来应是“不拘泥于历史细节”。历史片不应拘泥于历史细节这一创作观念，笔者历来深表赞同。历史片或历史剧不同于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文献，艺术作品与历史典籍的表述和阅读则完全分属于两个独立的语境，粗暴肤浅的笼而统之，既有害于艺术鉴赏和创作，也无益于对历史的解读、普及与研究。

　　在《辛亥革命》一片中，不拘泥于历史细节的描绘处处可见，比如黄兴和徐宗汉战地爱情浪漫的后果前因、起伏辗转并不见于任何浩瀚正史的白纸黑字，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余温。

　　然而，在对“不拘泥于历史细节”“重在体现历史精神”这一创作观高度认同的基础上，笔者却必须要对电影《辛亥革命》中一个核心细节的表述提出质疑，提出质疑的前提基于对以上所述创作观的一个重要补充，当我们在创作中对某些历史细节的重新解释、设置和改动在本质上有悖于我们所“重”的历史精神的时候，这些“历史细节”的语义已非“细节”二字所能涵盖。简而言之，我们为了“体现历史精神”，可以“不拘泥于历史细节”，但绝不能不尊重最根本的历史观！

　　我所要提及的这个核心细节，出现在影片一号人物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胜利后，为阻止四国银行团向清政府借款、并争取英法政府对中国革命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赴欧斡旋这条叙事线上。

　　在影片的前半部分，这条叙事线作为核心叙事线，与国内阳夏保卫战的线索共同支撑着整个故事结构。更为至关重要的，这条叙事线隐含了对辛亥革命的理论根源、国际背景、外交影响和革命走向的深层解释。因此，这个核心细节就尤为重要、不可等闲视之。

　　所以，当孙中山闯入四国银行团会议现场，慷慨陈词时，银幕上赫然出现的字幕“英国 伦敦”就不能不让笔者产生强烈的疑惑。

　　疑惑来自于：

　　其一，《近代史研究》等史料中早有明确记载，1911年11月，四国银行团正式在巴黎开会议决，停止向清政府贷款。

　　……那么，在巴黎召开的四国银行团会议，何以在《辛亥革命》一片中被安置在了伦敦？

　　其二，孙中山在赴欧之后先后抵达了英、法两国，现今所存的历史文献中，对孙在英国的活动罕有记载，可见他在英国伦敦遭受了政府和金融界的冷遇。

　　正是因为对伦敦的失望，孙中山才转赴巴黎。现存的史料证实，孙中山在巴黎行程虽然短暂却非常充实，据法国外交部当时的文件记载，孙中山“同一些政界人士以及同东方汇理银行的经理进行了交谈”。另有史料表明，孙中山在法国众议院大楼与议员阿尔弗雷德·马塞、吕西安·于贝尔等进行了“极为和洽”的会晤。阿尔弗雷德·马塞本人曾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三日在《灯笼报》上写了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谈到了和孙中山的这次会面。《辛亥革命时的法国舆论》也提到，“孙中山曾在这次会面中，提出法国愿否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各议员均答以自当竭力为之。”

　　当时的法国新闻界也同孙中山进行了接触，《欧洲信使报》对孙中山的来访做了报道，还并发表了孙的声明。孙中山在离美赴欧前，“于途中格外慎密，避却一切报馆访员”，到英国后，也还是隐姓埋名，不暴露自己的身分；只有在到达巴黎后，才开始公开出头露面。(麦高迈：《中华民国》)。

　　孙中山自己在1918年回忆道：“过巴黎，曾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为最恳挚。”

　　孙中山离开巴黎之后，作为其代表的胡秉柯访问了法国外交部，与法国官方的接触获得了重大进展，足以证明法国政府开始重视中国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在欧洲外交斡旋活动的延长和继续，却只在巴黎而并非在伦敦发生。

　　显而易见，伦敦之行乏善可陈，巴黎小驻收获颇丰，何以《辛亥革命》却忽略了孙中山在巴黎的这些重要行迹，而把注解留给了伦敦二字呢？

　　其三，法国共和制度的建立，是进步力量进行殊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专制势力恩赐的产物。

　　而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由来，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中，确实有对其保留了封建残余的担忧。法国的共和制度对孙中山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影响，更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不可等同视之。而巴黎对中国辛亥革命的态度，当然要比伦敦来的积极。

　　那么，《辛亥革命》又何以将巴黎置换为伦敦，如此“避重就轻”呢？

　　伦敦，还是巴黎？虽然在世界地图是近在咫尺的两地，却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图册上有着远非一步之遥的距离。

　　将伦敦和巴黎这两个在辛亥革命史上语义全然不同的地名在影片中本末倒置，或是因为编导们的疏忽？这就更加令人不解，因为现存的文献和史料在这个历史细节上表述的非常清晰，也并无争议，做功课的编剧和导演，或者还有提供咨询的历史顾问们，顺理成章的忠实于历史记载便是，又何必多此一举移花接木？

　　如果是编导和顾问们在这个历史细节上有意为之，那么，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目的？因为英语比法语听起来更加熟悉顺耳？(若是因此缘故而篡改历史叙事节点，未免过于轻率了。)因为英式场景在视觉上更有美感？(影片中出现的会议厅和露天午宴，怕是分不出英式法式的吧？)或是由于编导们对君主立宪有更亲切的情感倾向？……这个，笔者就不敢妄自揣测了。

　　最微妙的一笔，是影片中这个单元结束时，响起的却是《马赛曲》的音乐，在略感突兀之外，倒增添了更大的疑惑。

　　怀着这份不解与好奇，笔者只想向《辛亥革命》的编导讨教一个答案，为什么不是巴黎，而是伦敦，因为这不仅是两个地名，而是有可能涉及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观……

　　可倘若没有一个严谨、明晰的历史观，又何谈尊重张黎导演所说的历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