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去福利院不过是完成任务罢了，如果可以，我宁愿没有这个所谓的社会实践。

　　走进第一间勉强称作“卧室”的房间吧，我看着室长帮一个婆婆叠好被子，站在门口什么都没做，后来一个婆婆进来，我也只是陪她讲了一会儿话。

　　这个婆婆来了一年了，80岁，有儿有女，无病。

　　婆婆说她的子女会在每个月交钱的时候来看她，或许她也应该感到欣慰了吧？

　　婆婆来了这里一年了，还算过得惯。也是，过不惯又如何，莫非一哭二闹三上吊？不行的，这样或许连每隔一个月能看到子女交钱的“好事儿”都轮不到了。

　　另外一个婆婆89了，来了十几年，勉强无病。

　　都是有儿有女的人，只是全都落在这里，苟且地活着。

　　婆婆说，有些学生经常半个月、一个月会来看她们，还会给她们带礼物，和她们聊天，我看着她很高兴的样子慢慢听她诉说，而那令她十分高兴的礼物仅仅只是——一只牙刷。

　　有一间屋子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爷爷躺在床上，一问才知生病了。是感冒，无伤大雅。我从之前的那两个婆婆那里知道，这儿的管理员是不怎么管她们的，像生病了这种是不会给你药的（虽然他们有，我是后来的办公室里看到的，还有空调），只要不死就行了。所以那个爷爷没人管的，我问他自己有没有药，他给我看了，只有一包板蓝根、金钱草，两盒藿香正气水和一盒头痛粉，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爷爷说他昨天晚上吃了两包头痛粉，结果呕吐了，不过“可喜”的是，感冒减轻了！

　　另一个爷爷是得的脑溢血吧，半身不遂。我的父亲曾经也是得过这个病的。不过真的还好，他还能吃饭。我去叫“张大姐”，看到她手里拿着一碗饭（姑且叫做饭吧，但我认为那像猪食），原来就是给这个爷爷的。张大姐很粗鲁地将爷爷从椅子上放正，重重地让爷爷落下去，我觉得好痛。曾经的父亲也是如此，但母亲不会这样，至少他会会喂父亲吃饭。我听到那个张大姐站在门口说“一个傻子”，觉得很气愤，气愤得我想哭，可是我有什么理由说她呢，她不过是个打工的，拿钱做事，而我，不过是因为他和父亲有同样的遭遇罢了。

　　出来找同来的同学，发现他们都在一个屋子里的，进去，只有一个老人坐在床上，室长正在给他倒水。我问爷爷来了好久了，他们说来了十几天，因为爷爷的儿子生病住院了，所以把爷爷扔？丢？甩？寄放？亦或说是代养？在这儿，等爷爷的儿子出院了就接他回去。好吧，我祈祷那个爷爷还能回去。爷爷的声音很小，应该说是沙哑吧，但我确实听到了他说，你们要“好好学习”。

　　在院子闲逛的时候，看见一个老人从一辆轿车里被牵扶着下来，是新来的，我听到他们在谈论房间的问题。那个爷爷穿得很少，只是一件短袖，现在想来真是奇迹（这儿的老人即使在夏天都是穿3、4件衣服，至少也有两件）。脚上穿的是一双很光亮的皮鞋，看起来应该很好，看他同来的子女也很有钱，只是还是来到了这儿。我不知那个爷爷是否会在这个福利院“定居”下来，我只想知道，那双皮鞋还能光亮多久。

　　在进一间房间前有一个小插曲。一个爷爷想打电话，一个和张大姐一样的阿姨说“他是傻子，一天就知道打电话，他的后人要骂他”。同来的一个男生还是把手机借给他打了，打了两个，许久，终是——无人接听。

　　还有一个婆婆据说是个大学生，很有文化，但终沦落到这个地方残活。她说她是个“老姑娘”，叫我们叫她“姑婆”。姑婆有病，很瘦，只剩下最外层的一层皮包着骨头和筋。我记得外婆曾经也是这样的，全身只剩下那仅能构成一个人的骨头和皮。姑婆要靠葡萄糖和氨基酸才能续命，还不能和自来水，只能接雨水来喝，靠那带酸性的黑色的雨水维持着她那虚无的生命。姑婆刚喝了葡萄糖水，精神较好，我们一边帮她做“家务”一边和她聊天。在一个柜子上，还放着几本书，都是养身的，原来姑婆也很爱惜自己的命的。姑婆说她从这个福利院修好就来了，12年了，见证着这个福利院的沧桑。老人们走了又有新的来，但她会一直在这儿，直到她自己走的时候。走前，姑婆问我们叫什么名字，我亦问了姑婆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罗文珍”，或许有一天，我们会记起我们曾有一个叫“罗文珍”的姑婆吧，室长，会的吧？

　　要走了，其实我想给最开始见到的两个婆婆说再见的，但最终我没去，去了能说什么呢？说“婆婆再见，以后我们会来看你们的”吗？我知道我不是慈善家，不是什么好人，但这样的承诺我说不起！

　　于是，带着一张写有所谓的院长签名的纸走了，轻轻地，没有挥一挥衣袖，只留一扇紧闭的门在身后，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本来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意义。

　　走在路上，室长说她以后每周都要来看她们，我没有回答她，可是，治愚，我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