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前两天疼痛难忍在床上很悲惨的哼着，清醒的时候就呆呆地看着父亲，要父亲给他置副好寿材。父亲答应了他，然后就出去借钱了。

　　爷爷死的时候，天热得很，无一丝风，田里的稻子还没开始收割，却晒得卷着叶片耷拉着脑袋。妇女们放工了，三三两两的往回走。小小的村庄升起了袅袅的炊烟，显得有些宁静而安详。父亲刚一脚踏进门，七叔像一只跳跃的小猴子，摇头晃脑的把小手伸进父亲的口袋里，直嚷：有吃得没？父亲一脚踢开，心焦气躁地吼：滚――！这是间阴暗的朝东卧室，草房有些年头了，土墙边上长出了一棵小小的臭椿树，在太阳照耀下散发着一肌稻草的霉味。大姑三姑四姑坐在奶奶的床边，几个女人都在抹泪，奶奶的泪水也干了，直怔怔地望着父亲说：传儿，怎么办呐？

　　爷爷躺在门板上，身子还算柔软，面色如生。发丧的二叔满头大汗的跑进来，气喘吁吁的说：大哥，人都来了。不一会，陆陆续续来了几十号人，都是至亲好友。小叔公那时还年轻，丧事由他主持，他一边支使着人，一边叫父亲：传，主要搞棺材，搞点木头，这号天死人一点都不能放啊，要臭的。父亲愁着脸发青，日子这么苦，一大家子人，没一分钱，就是有钱也买不来木头啊。奶奶和几个姑姑们把发青的稻谷在臼里捣，做点米饭给帮忙的人和来客吃，算是最好的招待。

　　老董来了，黑黑的脸，个大很高大，安慰了父亲几句说：老传，吴跛子那里有木头，要现钱。我跟他说了先付一半，拉了木头，余下的年底付清。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票子，父亲哆哆索索的接了钱，数了好几遍，正好是１２０元钱。老董是父亲的生死之交。老董就是董木匠，手艺挺好的，就是性子直也得罪过不少人。土改那年工作组来了，仇家诬他是土匪，差点被枪毙，幸亏父亲当时眼疾手快救出了木匠。董木匠于是成为父亲一生不离不弃的朋友。父亲拿了钱，精神了许多，眼睛里放出光芒，没吃一口饭，跟奶奶打了个招呼，就大步向西边的山里走。三姑追出门去，往父亲怀里塞了几个饭团。

　　吴跛子住在岳西县一个山疙拉里，离我们家有１４０里路。父亲一个人从头天中午走到鸡叫时分终于到了，敲开了吴跛子的柴门。吴跛子浑浊的眼睛里带着一丝惊讶，很快把父亲带到那两根木头前，一根木头大约有１００多斤。父亲一句话都没说就交了钱。吴跛子嘴里含糊不清的说：这老鳖还能睡这么好的材，死得值！鳖儿，你是大孝子呀！

　　父亲这时才想起来怎么把木头运回家，他扛起一根就往前走，走了半里路远，回头再看看后面的那根还在，放下这根，又去扛后面的那根。就等于一趟路走成三趟路。山沟里的小道碎石遍地，父亲的草鞋走不到１０里地就磨成破草条了，脚掌下也有几道血口子。索性甩掉草鞋，光着脚深一步浅一步向前挪。父亲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走啊，不能停，前面快到家了，到家就好了。朝露打湿了他的破衣衫；烈日下父亲像个佝偻的小蚂蚁，汗渍结晶成盐；夕阳中父亲拖长的影子像只摇摆的风筝；黑暗中，父亲渴望着附近的点点灯火给他以力量。父亲不能歇啊，饿了从口袋里摸出饭团咬一口；渴了，就放下木头趴下路边的水沟里咕咚几下。两根木头就这样轮流骑在父亲孱弱的肩上走到家里。这时己是第三日早晨，父亲在路上走了近６０个小时。

　　父亲一放下木头，面带喜色的喊：老董，老董，快…快…锯木头做棺材呀……就一头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奶奶悲愤地大力捶着爷爷睡的那块门板，嚎道：你这老鬼，害苦我儿了，害苦我儿了。老董掐住父亲的人中，灌了点盐水，父亲醒了过来。径直走到木头前，拿起大锯子，和老董把木头锯成６块大板。棺材很快钉好了，摸着这厚厚的杉木棺材，父亲像个小孩子一样呜呜的哭了起来。

　　腊月二十八，吴跛子上门来了。他一双红眼睛像毒蛇一样恶狠狠的射向父亲：鳖儿，我现在才知道你拿鬼魂来还我账啊！不拿钱来，我烧了你这破屋。父亲带着可怜的微笑，送上茶水，说：我现在紧了点，明年春上一并送给你。忙招呼母亲把家里惟一一只准备过年的鸭子杀了，烧给吴跛子吃。吴跛子吃完饭，一把推开父亲，把我家那只破大门给卸了下来，踩在地上使劲跺，这是对人格甚至对家族的最高污辱。父亲默默地忍受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听得吴跛子远远的声音：你这王八旦，要还账，要还账……

　　这２４０块钱，父亲一直还了１６年。父亲后来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吃药，孩子又多，几乎年年超支，直到分田到户，日子渐好转，父亲才还清老董的那１２０块钱。后来老董死了，父亲拖着病体坚持给他抬棺材，每走一步就喊：大哥，我欠你的。每走一步就喊：大哥，你走好啊！